當然凡是文人的回憶文章，特別是那種寫得好的，有點誇張也是正常的。
而在豐子愷的筆下，夏老師又是另一種樣子——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渾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渾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稱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接下去豐先生便有了他著名的比喻，是拿李叔同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作比較——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這大約也是能一語中的之評價，後來關於夏先生之於一師和教育方麵的事跡，都是沿用了這個說法的。從豐先生的文字中，我們看出夏先生是極認真又心腸極好的人，即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苦口婆心的人，苦口者，婆心也；婆心者，必苦口。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夏丏尊這個婆心的標準是什麼，源動力是什麼，那恐怕還就是愛的教育，人格的教育，他是相信這種東西的，也相信一個學校是必然需要這種規矩的，隻是愛的教育，又必然要付出愛的代價。不要以為今天的學生難教，實際上那個時候的學生，處在新舊交替時期，又無多少應試教育的壓力，雖無網絡和手機，但新思潮已經無孔不入，這些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異常活躍，因此在管理上也更有難度，而且民國前後的那一批學生，往往家裏還有點背景。
有一次學生宿舍裏中發生偷竊事件，就是沒有人肯出來認賬，無論夏老師多麼苦口婆心，於是夏老師隻好貼出告示倒計時，說再沒有人來認賬，他就隻好去自殺了——這一招還真管用，支招的正是李叔同。這在薑丹書的《夏丏尊先生傳略》中也有記述——舍中嚐患失物，頗難稽。先生問策於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當自殺。先生韙之，乃絕食。竊物生卒自白，後無此患。
以我今天之心態揣度之，李先生和夏先生恐怕還是日本式的教育方法吧，務求徹底和絕對，而絕不和稀泥，而這背後實際上都寫著兩個字——認真，做事務必認真，今天我們隻講日本人很會抓細節很極致，其實還是源於認真。今天日本的首相動不動就以辭職來“謝罪”，不能不說也是一種認真且徹底的反省。當然，夏先生為教育犯錯誤的學生而以自殺“感動之”，這種事情是隻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的，因為第二次很有可能就失靈了。
在學校裏時，李叔同的名氣一直比夏老師要大，因為李老師才華出眾，學生大老遠就用敬仰之眼看他的，而夏老師外表看起來並無藝術之氣，然而內心卻甚是狂熱，特別是在1919年至1920的浙一師風潮中，他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更為重要的是，夏先生對於從一師畢業的學生，給予了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愛護，並盡力幫助他們，雖然他沒有從政，但其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還是貫穿在他的言行中的。1927年之後，他當年的學生葉天底、宣中華和汪壽華等先後就義，當他在斡旋求援等無效而最終等來噩耗之後，他就發牢騷說“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他還在大門上貼出了“這般世界，如此江山”的對聯。他甚至還在中堂裏掛出了“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牲多”的對聯，以表無比憤慨之情。
夏先生當老師，也是由葉聖陶一語點破——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用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人生在世，舉措有種種，方式也有種種，可是扼要說來，不外乎對人對事兩項。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在教師的立場上，可以說已經抓住了對人對事兩項的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