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為語文老師和語文教育家的夏先生
當然，夏丏尊在一師的更重要的一個身份，便是作為“金剛”的身份。查經校長日記，提及夏先生有26處之多，當時是跟王賡三老師一起作為經校長的親信和得力幹將的，這裏很重要的一點是，夏丏尊和經亨頤同為紹興上虞人，有著鄉黨之情。所謂鄉情，如果同在一個村裏抬頭不見低頭見，那就不算什麼了，那如果遠在省城，又在同一個單位共事，那這個感情就完全不一樣了，口音、喜好等，這大概也是紹興幫的一個外因吧，因為內因必定是共同的誌向以及對世界潮流的看法和把握吧。而在“四大金剛”這個稱呼以外，夏丏尊和經亨頤、陳望道和劉大白一起，還有“五四四先鋒”之稱的。所謂先鋒，大約就是新文化新思潮的推手吧。那麼這新文化新思潮到底有如何之新呢，學生之新已有施存統之《非孝》為例，那麼老師之新呢？還是豐先生記了一筆——他（夏丏尊）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多數學生，對夏先生從未有過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報，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早在1913年，夏先生便在一師的《校友會誌》第一號上寫道——人之虛偽心竟到處跋扈，普通學生之作文亦全篇謊言。嚐見某小學學生之《西湖遊記》，大用攜酒賦詩等修飾，閱之幾欲噴飯。其師以雅馴，密密加圈。實則現在一般之文學，幾無不用“白發三千丈”的筆法。循此以往，文字將失信用，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矯此頹風者，舍吾輩而誰？（《學齋隨想錄》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
看看，一百年前一個教師對漢語言文字的理解就不隻是一個簡單應用的問題，而是放到對曆史負責的高度來認識——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我們現在看一百年前的文字，還有點尋尋覓覓的味道，如果一百年後的人看我們這個網絡時代的文字，當看到“神馬”和“童鞋”時，是不是以為又產生了新的通假？而且我們現在又以“誤解”為樂趣，這真是一個問題啊。
所以正如夏丏尊自薦做舍監一樣，據說他當國文老師也是自薦的結果。他還說：“文字畢竟是一種人格的表現，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熱性格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細密的文字，先須具備細密的性格。不去從培養本身的知識情感意誌著想，一味想從文字上去學習文字，這是一般青年的誤解。”
從夏先生對語言文字的執著，可以佐證同是金剛的陳望道為什麼後來成了一個語言學家，而不是一個政治黨派的領導人。至少在陳望道看起來，語言學家的貢獻是不亞於政治人物的。
中國現代文化名家中早年做過中學教師的不少，像魯迅、葉聖陶朱自清等，幾乎不勝枚舉，但後來一有機會就去大學或者更好的崗位了，這也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包括世外桃源式的春暉中學為何後來名人們也都紛紛出走了。是的，是也有人邀請夏先生去大學任教，他也是去任教過，但他反而喜歡教中學，這是極為罕見的一個例子，他覺得教中學更為自在。
作為語文老師和教育家的夏先生，除了其代表譯作《愛的教育》之外，更有他創辦《中學生》雜誌，以及後來出版《文心》等事情，夏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別是關於教育問題的文章都是發在《中學生》雜誌上的，今天來看這個雜誌，就是一課外讀物，夏先生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寫道——
中等教育為高等教育的預備，同時又為初等教育的延長，本身原已夠複雜了。自學製改革以後，中學含義更廣，於是遂愈增加複雜性。
合數十萬年齡懸殊趨向各異的男女青年含混的“中學生”一名詞之下，而除學校本身以外，未聞有人從旁關心於其近況與前途，一任其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這不可謂非國內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