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有感於此而奮起的。願借本誌對全國數十萬的的中學生諸君，有所貢獻。本誌的使命是：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疑答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
啼聲新試，頭角何如？今當誕生之辰，敢望大家樂於養護，給以祝福！（1930年1月，《中學生》創刊號）
注意，這是八十年前的一本課外讀物的創刊辭。後來我們看夏先生發在此刊上的文章，基本還是在跟中學生在談人生的，那個時代，教育也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隻教知識，不教文化，這是包括夏先生以及同道者葉聖陶等諸位先生看到的問題，這也正是他們要辦中學生雜誌的初衷。所以這還真有“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的意味的。
一個語文老師，一個作家，一個出版家，在夏先生這些身份上，我最為看重的應是“語文老師”，因為這才是關乎千千萬萬人的大事情。夏先生在辦《中學生》的時候，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跟葉聖陶先生一起出版了《國文百八課》和《文心》，這在今天看起來，是一件造福後世的事情。因為就語文和寫作而言，人們公認的有一個怪圈，即會寫文章的人不會講章法，會講理論的人，又往往拘泥於理論而寫不出好文章，這跟理工科是不太一樣的。以前我們學習語法修辭和邏輯時，也有一觀點，以為這跟寫作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看多了“文章寫法”一類的書，往往提起筆來不知寫些什麼。那麼夏丏尊葉聖陶這兩位身份相似的作家，他們不僅是兒女親家，也為無數的中國母語的兒女們提供了一種滋養，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感恩的事情。
《文心》和《國文百八課》其實都是源於《中學生雜誌》，尤其是前者。夏丏尊和葉聖陶有幾乎相同的背景，所以他們在開明做出版時才會念念不忘中學生的國文學習和寫作。而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遇到的問題，在今天不僅同樣存在而且變本加厲，嚴重的文風浮誇，不僅是語文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是頭痛醫頭不僅沒有把頭醫好，連腳痛等病也都出來了，而且這是全身心全係統的問題，但是我們的學界思想界，似乎已經無力顧及此點了，雖有作家學者和教授也對語文教學進行反思，但能像當年夏葉等全身心投入的，則還是少至甚少。因為現在的學界也是一個名利圈，中學語文的圈似乎遠不如大學來得大，所以混在大學的多，能呆在中小學的就不多了。大學教授嗆一聲，至少網上的效應也尤如“叫獸”一般的響動了，但中學教師，除了2008年大地震後範跑跑叫了幾聲，幾乎是沒有發言權的，這就是可悲之處。
而更為可悲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化人不得不再搬出民國教材來說三道四一番，殊不知天早就變了，心態也早就變了，即使是你把所有國學都拿出來耍上一遍，又還有什麼用呢？把治標當作治本，或者根本不提治本，那是永遠苦海無邊的。
1934年的5月4日，陳望道先生為《文心》作序，其中一句最為實在——哪裏有這樣平易近人而又係統的書？
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說，自己也在中學裏教過五年國文，覺得有三種大困難。第一，無論是讀是作，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第二，讀的方麵，往往隻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彙的擴展，字句的修飾，篇章的組織，聲調的變化等。第三，作的方麵，總想創作，又急於發表。不感到實際的需要，讀和作隻是為人，都隻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遊戲。隻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為思想就存在語彙、字句、篇章、聲調裏；中學生讀書而隻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裏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彙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隻存其輪廓，沒有什麼用處。總想創作，最容易浮誇，失望；沒有忍耐而求近功，實在是苟且的心理。
《文心》一書是用故事和人物的方法，來談寫作的，這是我以前所沒有看到過的，不過你看今天的新聞，包括紀錄片的做法都講究要有故事，要有情景再現，而這一點先生們在80年前就想到了。《文心》設置了一個老師王先生，兩個學生樂華和大文，通過他們的故事，來談國文學習。比如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就講樂華和大文上了初一，遇到了魯迅先生的《秋夜》，他們便開始討論“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他們不太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說，還有“這上麵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倆學生不懂，王先生就一一地講給他們聽，特別講到，這些文章都是大人和古人寫的，這便也是“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一題的來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