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蘇曼殊是詩僧，而劉大白呢，人稱是歐化老少年。歐化是他的立場，並非他是遊歐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態，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那種情狀。他在浙江一師任教以及後來寫出那些傳世之詩句時，都已過不惑之年，然而照樣把愛情詩寫得濃鬱激烈。
我有時也搞不明白，要寫出好的詩句，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說像今天的某些詩人那樣，一定要裝出痛苦的樣子呢？那個年代的詩人，似乎更多地在身體力行，而主題隻有一個：革命革命再革命！這革命就是執教，辦刊，論戰，主政，所以這革命便轟轟烈烈，風生水起。今天如果我們從作品的成就來論人，那麼像劉大白這樣的白話新詩，可能還處在一種半文不白的狀態中；而如果我們從文化的傳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個大寫的人。這個人有時是狂草，有時是正楷，但絕對是大寫的。
早年我不喜歡劉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劉半農的詩人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姓劉，且名字也都比較“土”。他們之間也還真的打過口水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喜歡名字比較洋的詩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孫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後來的北島芒克江河舒婷等等。還有一個容易搞糊塗的是，劉大白和劉半農都寫過反映底層生活的詩，又都是由著名的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趙元任先生為他們譜曲的。現在我當然能搞明白了，半農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賣布謠》。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蠻洋派的，現在偶見紀念會上有人用美聲來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則很像民謠了，這就是反映底層百姓的，不過由此詩也看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蕭紹平原上的商業形態了。劉大白是紹興人，又在蕭山謀過事，而今天的蕭紹平原上，染織業是相當發達的，發達到影響用水衛生和整體環境了。可惜再也沒有詩人寫此類的《賣布謠》了，寫也寫的，是寫企業家如何走向世界並抗擊金融危機。
詩人去寫世間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寫不寫是姿態，寫不寫得好是本事。
劉半農因為沒有在國民黨政府裏做官，所以還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劉大白的一生就要複雜得多，他因為官至廳部級，遠比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公務員要厲害。究其原因，魯迅不是蔡元培的親信，而隻是許壽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圍好友，這一點跟周作人不一樣，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劉大白則是蔣夢麟的親信和得力助手——就因為這一層關係，在1949年後，是很難見到給劉大白先生作傳作評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隻是作為一個五四新詩人的幾句評價，而且最後總不忘給他打上“躲避現實”和“悲觀厭世”的標簽，這也是那個年代慣用的腔調。
這實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過總是要後人慢慢來評說的，公允也總要慢慢才會來到的。或者換作詩意的說法是——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那麼還是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場大雪中吧。寫大白和他的朋友從大雪開始也算是一種語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