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寫浙江的民國史，甚至要寫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史，都是繞不過沈定一。而且中華民國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國史，因為民國是浙江人在治國，特別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以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可以寫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場和人際交往，就應該寫進人際交往史。文化從某種層麵上講，就是幾個文人社團的事情，或意氣相投或文人相輕，這都是有可能會搞得風生水起的。人都是喜歡拉幫結派的，尤其是文人，因為孤獨等原因，一個好漢三個幫嘛，尤其是民國時代。不像現在，每人都搞個博客或微博，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這一點早就做到了，所以結不結幫好像問題不大了，我們現在所說的結幫，大約都是用來代購一類的商業行行了，而不是精神行為。雖然後來劉大白較早地脫離了黨派活動，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爾反爾”，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征吧，東風來了借東西，西風來了吹西風。不過在劉大白的那個時代，總體上那還是西風東漸，這也是大白被稱作為“歐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從後來曹聚仁等人的回憶文章中，見不到劉大白在任課時的諸多細節，不過曹聚仁也說到“我隻記得他時常患牙痛，教我們國文課，卻時時請假……”可見劉老師不僅有肺病，而且還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劉大白在浙一師時，也年近四十了，這樣的年紀，“學識淵博，觀察之透徹，筆力之勁健，實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愛空議論。年青人總以為劉師城府很深，不可揣度……”連曹聚仁都說劉大白城府很深，這可能是他的外表長得比較嚴肅，後來劉大白的不少學生輩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劉大白》一文中寫到了大白在複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黃花瘦”的一種詩人姿態，出現於講壇，他是一副瘦長的臉孔，似乎有一雙陰鷲而不留笑影的眼睛，從深度的近視眼鏡中漏了出來，老不能承受學生們的歡迎。劉大白雖以叛徒著名，其語言仍不改其鄉音——滿口還是“哼個老倌”的聲調，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聽了莫名其妙。
好一個“哼個老倌”！劉大白之於浙江一師，或者說四大金剛之於浙江一師，印象中都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個打了包的概念，即他們都是提倡白話文的，或者說被教育廳的夏敬觀廳長說來都是不學無術的。隻有夏丏尊，後人對其印象頗深，因為他有豐子愷這個好學生，所以關於夏老師的文章特別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後來去了白馬湖，跟朱自清和葉聖陶等（跟葉還成了親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經不能體會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鬥爭了，不過我們隻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當國家語委公布要調整個別漢字的字形，馬上引來一片爭議，由此可見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蔭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為“林陰道”，在報紙上作標題時乍一眼就看到“陰道”了，你想想這有多可怕啊。而在1919年的劉大白陳望道和夏丏尊們，響應經亨頤先生的倡議，“改授國語”，經先生的理由是——“國文應當教育所支配，不應當國文支配教育”，“經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學生，實在是錯了人生”……
經先生當時最厲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決定把國文課改文言為白話，且廢止了讀經課。而在劉大白這裏則更是絕對，他是把文言文當作“鬼話文”來罵的。一段時間後，官方的反應是什麼呢？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就以“近來鼓吹無政府主義之書報多用白話體裁”為由，去電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話文。而浙江省的省長齊耀珊也是致電教育部“請禁白話文”，齊省長同時還派去了秘書到浙一師任教國文，即用摻沙子的方式欲改組教師隊伍，可見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隻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剛還隻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還有一批經先生的擁躉者的，雖然也可以肯定對經先生腹誹的老師也不會少的。然而我們覺得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當時我們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來管你這個浙江省的文白之爭，而我們的教育部呢，從後來平息風潮等做法來看，也是開明得很。這個不像今天的網絡管製，我搞一個程序，你的什麼東西就被屏蔽掉了。
關鍵是，那是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屏蔽的時代。
語言的文白之爭，說到底是革命與保守之爭。好多國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從語言革命開始的。這裏隻以一篇書評為例，可見當時同樣是白話革命者，對白話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劉大白在1929年專門出了一本書叫《白屋文話》（世界書局印行，定價九角），這是一部關於白話革命的書，他在自序中說：“當時寫的動機，是長活人的誌氣，滅死人的威風，頗以《平鬼傳》中的鍾馗自命。”而且此書的宣傳跟今天一模一樣，也是要拉大旗來作虎皮的，不僅有胡適之跋（據說本來是當作序的，後來位子推後了），還有蔣夢麟在此書封麵上的推薦語是——人話革命的宣傳品。
何為人話，就是白話，就是說人的話，那麼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書出來之後，大家都要出來捧場，當年的梁實秋先生（化名敬遠）就寫了書評，說“劉先生的文筆是爽利極了，舉的例證也很多，趣味豐富，引人入勝。”不過接下去梁先生還是實話實說了，他最後是這麼說的——劉先生的文筆是很滑稽的，不過有的地方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例如原書第十六節，隻有六頁，“放屁”發現幾乎十次。也許劉先生以為這樣說話，比較的更像“人話”罷？
“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又有幾乎十次放屁，這是梁實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們的劉大白先生又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劉大白的個性頗像比他小一歲的魯迅，似乎也是滿身的刺蝟，大白馬上給予了反駁，而且題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白屋文話》評者敬遠君——“讀了敬遠君對於《白屋文話》的批評，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著；所惋惜的，是敬遠君的母親，把他的腦筋，錯誤地製造成這樣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一副。”
你們看這用語還是很毒的，意即母親把梁實秋的腦子給生壞了，這是罵人中比較陰的一招了，老實說這也是紹興人的拿手本事。接著劉大白就說——“敬遠君的邏輯，似乎合章大蟲的放屁邏輯，是有一點淵源的……”何為章大蟲？章太炎也；將太炎先生稱作大蟲，可見大白當時的火氣和性格。當時劉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為章太炎堅持用文言文。
不過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國前後浙江的這批文化人，特別是留日的那一批，從許壽裳到周氏兄弟，還有浙江兩級師範（1909年的木瓜之役）時的一些教師，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後來曹聚仁也算是因為給章大師記錄國學演講稿而入章門的，可是劉大白偏是不買章大師的賬，且稱之為章大蟲，可見劉大白是何等偏激啊。
由此種爭論可以看出，當年的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在浙江一師以及整個的社會，完全不是小眾化的議題。所以我現在也才能理解，說當年一師中的那些堅持文言文的老師（我們也要給予足夠的尊重），是如何的與經劉陳夏李們誓不兩立了，還說有一位（應該就是省府派去做老師的）就在隔壁房間裏說，如果再怎樣怎樣，我就要拿一把槍把他們打死……
初讀此材料時，我以為是杜撰的，現在看來在那一場白話文和文言文之爭中，是完全有可能動刀動槍的。複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曾有一段話，可以看出語言革命的重要性——“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這段文字雖然最後落腳點是在說學外語的重要性，但對本國語言的革命性的廓清，也正是那一輩大師們在努力的事情，包括馬相伯兄弟之編《馬氏文通》，陳望道放下“宣言”去寫《修辭學發凡》，晚年又作《文法簡論》，目的都隻有一個。
我後來沒有再看到梁實秋先生的反駁文章。莫非好鬥又是紹興人或浙東人的特性？正如做師爺也是紹興文人的一種宿命？在我的印象中，梁實秋先生是比林語堂脾氣都要好的一位，林語堂就曾經和曹聚仁打過曠日持久的筆仗。梁先生的一篇普通的書評遭來了劉大白先生的一通反批評，這也是那個年代文人論戰的一種形態吧。
所以去叩訪皮市巷3號白屋的不僅有本文開頭的經先生，還有沈定一，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論敵。那個時候通訊還不發達，上門造訪似乎是人際交往關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別是在同一個城市裏，所以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白屋完全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情形，這也有經先生的日記可為佐征吧。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為一個四星級的酒店倒也頗為相似，至少在人員流通這一點上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