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鬥還體現在那一場因留經而引發的一師風潮中，當聽說警察包圍了學校之後，劉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師，比如薑丹書、王賡三等就去想辦法衝進校園去。進不去怎麼辦呢，傳聞劉大白買了不少的肉包子一個一個的扔進去——這在當時大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了，這也隻有劉大白才做得出來。當然風潮之後，劉大白和陳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師一概掛職而去，這既是失望也是對策，否則這個風潮就很難再平息下去了，因為經先生和四大金剛便是出頭鳥，他們不走是不行的。當局的撒手鐧是要解散浙一師了，因為浙一師是官辦的學校。那些當官的很理所當然地在想，我們拿出錢來辦學校聘老師，你們卻要造反，那我要你們這批逆子和亂黨幹什麼呢？
所以劉大白們隻好以自己的辭職而息事寧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中策，因為當時沒有上策。而對於恩師們的辭職，浙一師的學生，內心實在是最為悲苦的，他們寫了挽留老師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全體同學以愛戴先生的緣故，曾經派9次代表邀請先生到校任職，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決決絕絕地回複我們。我們以為最親愛的光明指導者為了環境底關係不複聚存一堂，心裏覺得非常愁悶，不過先生底苦衷我們也很明白，這樣荊刺橫生的道路也不勉強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趨（驅），我們對於先生的愛慕不斷，並且加強，總希望先生時時指導我們，扶助我們。先生，這個黑森森的樹林雖有一條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獸也有，我們走到半路的時候遭了這種危險，先生雖是在空曠站著，聽了我們底呼救聲，想起來總肯援助我們。比來寒暑無常，諸惟努力自愛。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全體學生上
（原載北京《晨報》1920年5月20日6版）
這挽留信寫得極為感動，也極為煽情。在一片挽留聲中，劉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這些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而從披露的資料來看，劉大白甚至還執筆替全校教師寫過一封挽留經校長的宣言，此信原載於《浙潮第一聲》1920年6月。此宣言的最後，劉大白是如此寫道的——所以要發這宣言的緣故，因為同人等的挽留經校長，並非是個人地位的關係，實在是學校精神的關係；不但是學校精神的關係，而且是文化事業的關係。恐怕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聲明一番。總結起來：就是以前本校的辦法，自認不能沒有缺陷；以前的文化運動，也還沒有改進到健全的地步，所以要經校長複任，來彌補一切，希望達到適應時地、符合真理的目的。論到外界的批評，我們不但是不忌諱，而且是很歡迎的，很感激的！這就是同人真實的態度了。半年以來，外界對於本校的舉動，難免有隔膜的地方。現在趁此表白一點。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雖然這個信寫得很為誠懇，而從語氣上說，與其說這個信是寫給經校長的，倒不如說是寫給官府和社會看的。最後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經校長沒有留住，劉大白也就走掉了。由此看劉大白起草留經宣言，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話語權仍在學生自治會和新潮人士手裏，所以事過之後還有人編《浙潮第一聲》，還有人請劉大白給這本紀念專輯寫序，這一方麵可見劉大白當時在師生中的影響，另一方麵也看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中是介入頗深的一個。他給《浙潮第一聲》寫序的時間為1920年的6月29日，我們今天讀來，激情和理性仍洋溢在字裏行間。
劉大白在開頭如此寫道——在無窮的不絕似的瀑流似的時間當中，過去已經去，未來還沒來，所以人類對於過去，保有記憶；對於未來，隻有想像。過去的陳跡，往往可作未來的教訓物鞭策。所以記憶過去，不能說和想像未來沒有關係。不然，像這占過去的時間很短的《浙潮第一聲》，怎值得編印呢！
劉大白的結尾是這樣的——不絕的進化，是人類無限的前途。所以過去的事情，總是不滿足的。人類正因為對於過去有不滿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這一次一師底事件，結果雖然不能說是失敗，但決不能認為滿足。所以無論是一師同學，或非一師同學，都應該對於這件過去的事情，有不滿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浙江文化運動底前途，人類底前途，才有不紀的進化趨向哪！這才是我想像未來的又一種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聲》，不但是記憶過去，而且想象未來。未來的浙潮，第一聲以後的第二聲，第三聲，……第……聲，怎樣？（《浙江一師風潮》浙江大學出版社）
愛之深便責之切。劉大白離開浙一師之後，沒有像經先生和夏丏尊那樣再去白馬湖創教育之業，他還是留在了杭州。 1921年之後，劉大白基本的生活軌跡也就在滬杭和杭州與蕭山之間，這期間對他產生影響，或者說助他事業發展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同鄉邵力子，另一個就是蕭山人沈定一。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關係幫過浙江的不少文化人，這個幫就是謀職謀發展，這方麵的例子很多，這其中就包括劉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定一這個人，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他也是一個跨界之人，在一師風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經先生和學生運動這一麵的，他先是給杭州警察廳長夏超去信詰責，且此信是刊於《申報》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簡意硬——聞君以武裝警逼令一師學生離校，君果甘作摧殘吾浙文化之虎倀乎，何麵目食吾浙祿，若非事實，盼複。
何麵目食吾浙祿？這就是一個文化人對一個警長的責問，也是一個當過省議長的官員對警長的責問。現在也有此種責問的，不過大多是對已經下台失權之官員的責問。何麵目食吾浙祿？就是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你當官的實際是在吃人民的奉祿，很可惜今天反倒沒有這樣的說法了，大家都以為當官僅僅是在服務大眾與社會。是的，你公務員是可以加薪且旱澇保收，但是你必須認識一點，你所吃所用所花費，是人民的稅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評論》上，沈定一又著長文《學生與文化運動》，一開頭就是——浙江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受著打擊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撐著他枯朽的鐵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新文化倡導者的校長經亨頤。為什麼會去經亨頤？因為浙江教育廳長夏敬觀的查複。為什麼夏敬觀會有這一種查複公文？因為浙江省長齊耀珊有查辦第一師範的命令。為什麼第一師範要查辦？因為第一師範和傍（旁）的學校學生出了一種《浙江新潮》周刊。為什麼《浙江新潮》要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為什麼會有《非孝》的文章？因為這一種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表現。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就不能不找著一個先導者的第一師範給他一個打擊。去經亨頤的校長，就是表示他們打擊新文化第一聲的權威。
寫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結尾更是高屋建瓴——我們青年學生不為那（哪）一個人負的責，為新文化負的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生命，我們為生命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將來，我們為將來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前途的光明，我們為光明負責任。新文化的敵人，已經對於我們青年的生命，將來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戰了！我們要試驗我們生命的力量，正是這個機會。
再看邵力子先生當年寫的“時評”，刊於上海1919年12月5日經第7版的《民國日報》，題目是《看“浙師”學生的團結力》，完全是鼓動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風潮，聽人有人要借此破壞浙江師範學校。
我因此卻想著這是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視的一個縮影。
仇視的結果，北大絲毫沒有動搖，北大學生的團結力，全國人民沒有不佩服的。浙江師範的前途如何？要看他們學生的團結力怎樣！壓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包括戴季陶在內的，都寫了文章支持和評論浙江一師的行為的。而這些人也正是劉大白當時交往的一批朋友，雖然不能說全是紹興幫，但作為朋友他們都是前呼後應地來助陣的。從劉大白身邊的朋友來看，一師風潮前後，便已形成了一個文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既是工作夥伴，又是事業搭檔——編報刊和教書，在於他們就不僅僅是職業和飯碗，還是理想和追求，因為那是一個可以為理想而探尋的時代，是一個西風東漸的時代，更是一個可以改朝換代的時代。雖然後來有的人因為黨派不同，政見不同，有分道揚鑣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卻都是書生意氣，激揚文字——而正是這一些氣場是能夠穿越時空直抵今天的。
一師風潮之後的劉大白，住進了浙江病院，這大概是當時杭州最好的醫院了。劉大白一直咯血且不斷根，而且飯碗也敲掉了，大白想要好好地治一治了，這個時候他雖然也在幾所學校兼過課，但隻是對課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和盡忠了，因為一師風潮，已經讓人傷透了心。經先生走了，改革派走了，劉大白便開始了一段職業詩人的生涯。病且賦閑，正是作詩的好時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