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賣布。
上城賣布，
城門難過。
放過洋貨，
捺住土貨。
沒錢完損，
奪布充公。
奪布猶可，
押人太凶！
“饒我饒我!”
“扣留所裏坐坐!”
這一時期的詩，我以為跟劉大白的生活有著直接的關係，因為那時他跟沈定一已經在蕭山衙前從事農村教育乃至農民運動了，包括他後來的另一首《成虎之死》，都是那個時期的作品。不僅劉大白，包括沈定一自己都寫了敘事長詩《十五娘》。照以前的文學史來看，沈定一在詩歌史上是沒有地位的，但是革命卻是詩歌的同義詞，所以那一個階段便會有《賣布謠》這樣的作品問世。而這個階段的劉大白仍有更多哀婉低吟之作問世，如寫於1920年8月8日的《立秋日病裏口占》：“西風拂拂忽相過/一縷新涼襲被窩/落葉聲低偏到耳/立秋消息病中多！”以前常有人說詩人會無病呻吟，而那個階段的大白的確是有病住院著，所以姑且可稱作為有病呻吟吧。
有病呻吟，這病可能還是中國社會之病，所以大白也能寫出這樣憤慨的詩，此詩題目叫《每飯不忘》——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他姓李！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死在蕭山的監獄裏！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他，
他是中國農民犧牲者第一！
飯碗端起，
我就記起——
“其餘沒有人了嗎”，
難道中國農民全部跟著他斷了氣！
這就是紀念李成虎的詩歌。
曆朝曆代以來，中國讀書人中同情勞苦大眾且為之鳴不平的，不在少數，但是能夠用詩歌，特別是用新詩來表現這一題材的，確實鳳毛鱗角，雖然這些新詩在今天看起來跟胡適的新詩都有一個淺白的問題，胡適的淺白主要表現在愛情詩領域裏的淺白，而劉大白的淺白是在於表現農民和他們的對立階級的關係——這可能也恰恰就是劉大白詩歌的意義所在。而考察他那一個時期的身體力行，的確是在蕭山的衙前從事農民運動，而這跟劉大白、沈定一那個時期信仰共產主義是完全分不開的，今天讀《賣布謠》這樣的作品，一個強烈的感覺是——劉大白太紅色了，他之前和他之後的這種新詩人，要紅色的也是不少的，但是像大白這樣，能夠把農民的疾苦當作詩歌的主題的，可以說屈指可數。也許這已經跟詩藝無關，而關乎的是信仰。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詩歌後來基本發表在同人報紙上，如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等，那個時代詩歌的定位也很明確，那就是給人開啟覺悟的。
而劉大白的這種紅色詩歌跟他同一時期纏纏綿綿的愛情詩（如詩集《丁寧》）一起比較起來看，則能看出詩人情感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實際上劉大白也不是不知道那些新詩所存在的藝術問題，那個時候，他是把這些新詩當作社論來寫的。
1921年和1922年，是劉大白創作頗為旺盛的兩年，而發表的陣地就在上海，其中《民國日報》的《覺悟》專刊在2月15日刊登了該報社友的名單，其中就有沈雁冰、沈澤民、邵力子、李漢俊、陳望道、夏丏尊、楊之華、沈玄廬（沈定一）和劉大白。注意這個名單中，除了夏丏尊，其餘都是中共早期的黨員。1922年的秋天，劉大白在杭州的白屋創辦《責任》周刊，1923年他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任教，第二年經邵力子介紹去上海複旦大學任教，其時陳望道也在複旦任教。民國期間，特別是二三十年代，浙江的不少讀書人和文人實際上都跟幾個紹興人有關係，這幾個紹興人便是蔡元培、邵力子，再加上蕭山籍的沈定一。而在複旦大學期間，劉大白的人脈交往圈子也已經基本形成，那就是浙一師的舊友，紹興任教時的舊友，還有就是複旦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