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
莫理循是一個外國人，他把一生主要精力放在中國，關心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他幾乎走遍中國，因為是記者出身，善於觀察、寫錄和攝影，留下大量有關清末民初的重要文獻和影像資料，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關注的資料原點。我在研究和撰寫《北洋軍閥史》的時候，曾閱讀過他的書信集譯著《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年）搜集了若幹有關資料。我很希望能有他的其他譯著以豐富我的視野，但對莫理循的研究似乎漸漸冷落下去，隻有一些專業圈中的人偶爾談到他和他的著作。不久以後，中國人民大學王汝豐教授介紹他以前的學生竇坤女士來舍交流商榷。竇女士正在北京大學攻讀有關莫理循研究的博士學位。當時我為有人將終身從事莫理循的研究並已開始翻譯他的著述，寫出研究論文而欣喜，但又為自己未曾很好研究莫理循，難以有特殊的見解而慚愧，我隻能略說那個時代的一些背景資料。但我竭力鼓勵竇坤一往無前地研究下去，多介紹莫理循的著述，讓中國學界更多地了解這個外國人。從此竇坤就走上這樣一條學術之路。
竇坤是個很勤奮的女學者，人很樸實，衣著一般，談學問滔滔不絕，講生活無時尚習氣。她第一次來訪，辭別時竟把帽子丟在我家，竟然不知，後來我又托人帶去。她幾乎全身心地投入對莫理循的研究，翻譯資料，寫作論文，奔走搜求，她的名字漸漸和莫理循就鏈接在一起。她翻譯和撰著了莫理循的有關著作和圖片，並翻譯了莫理循的部分日記。正巧遇上辛亥百年紀念，她和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編輯林冠珍女士議定，為適應這一重大事件的需要，壓縮了原定移譯1897～1912年的報道，改定以1911～1912年7月莫理循擔任記者時的報道為主，並為說明辛亥革命前中國的情況，又選譯了1909～1910年的部分內容。莫理循的這些報道和認識，反映了他對辛亥革命以及當時中國的認識，既客觀地介紹了莫理循對中國改革和革命的如實報道，也顯示了他一直支持袁世凱的一貫作風，還可以看出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問題的幹涉，比較集中地展現了莫理循處理中國與英國關係的過程和內容。為了使人們更多了解一個外國記者對中國革命的認識和報道，撰者又增加了較多內容，以引起讀者更大的曆史興趣。
全書共分四部分，都是緊緊圍繞辛亥革命這一主題的。第一部分是竇坤女士以前寫的關於莫理循與辛亥革命的研究內容，以期使讀者更加清楚地理解莫理循的報道和在當時的活動，題作“莫理循與辛亥革命”。第二部分是譯文，選譯自《泰晤士報》上莫理循的報道，題作“莫理循眼中的辛亥革命”。第三部分是摘選《莫理循通信集》中與報道有關的信件，是對莫理循報道的一個補充，題作“莫理循書信中的辛亥革命”。第四部分是“莫理循小傳”，使讀者全麵地了解莫理循這個人與近代中國的關係。
我過去為竇坤女士寫過一篇書評，題目是《臨淵羨魚，還是竭澤而漁？》，希望她對莫理循的研究能把莫理循的方方麵麵挖深挖透。當時隻是期待，目前看來，她已把湖水淘盡，將把大大小小的魚都一網打盡。沒想到一位睿智聰慧的女學者，還有一股子愚公精神，對她的專題研究日進不已。竇坤女士尚在盛年，在自己開拓的大道上，不遺餘力地奮進，取得更大的成果。我以望九之年，當拭目以待。是為之序。
2011年中伏寫於南開大學邃穀時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