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報道，就需要情報和信息來源。莫理循作為《泰晤士報》的駐華記者於1897年3月來到北京，他注重社交，與中國人、特別是在北京的各色人等廣泛交往；他全力收集西文關於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書刊、圖籍，形成了引人矚目的莫理循圖書館，並使之成為他獲取情報的一個來源；他長於旅行，注重實地調查，所有這些特點對於莫理循獲取第一手資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經過多年滾動式積累，莫理循逐漸為自己織成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這個情報網遍布北京以及北京之外的許多地方，如天津、山東、上海、福建、東北三省、山西、陝西等地，甚至遠至朝鮮，可以使他及時了解中國各方麵的動向與反應，為他準確、及時地發出報道奠定了基礎。辛亥革命後他發出的第一份電報就是明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莫理循雖遠在北京，但立即投入了對起義的報道之中。第二天，他就給《泰晤士報》發去了電報，《泰晤士報》在12日予以刊登，題目是“武昌爆發大起義”，下有幾個小標題：兵變/總督逃逸/請求外國援助/事態嚴重。他寫道，外國人拒絕向清政府的總督瑞澂提供幫助，認為革命黨反清但並不排外。今天我們從比較充足的史料看，莫理循的這一報道是很準確的。
這一時期，莫理循的信息來源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在華外國人，一為中國人。起義初期，他主要依靠在華外國人，其中英國公使朱爾典、總稅務司安格聯對他的幫助最大。其他對他有過幫助的外國人除了英國駐華領事，主要還有：日本駐華公使武官青木宣純、日本東京《時事新聞》駐北京特派記者鷲則與四二、日本《朝日新聞》駐北京記者神田正夫以及其他一些日本人士，當時從河南給莫理循傳遞消息的英國浸禮會教士燕，在東北工作的休斯，傳教醫生、盛京醫院和醫學堂的創辦人司督閣，中國海關統計主任慶丕，英國商人、上海卜內門公司的創辦人李德立，山西大學西齋分教習的瑞典傳教士新常富，在南京的《泰晤士報》記者福來薩等也是他重要的新聞來源。莫理循在10月11日的日記裏記載了他去拜訪了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從他那裏得到消息：漢口已被占領，總督逃逸，張彪被殺（此不確）。之後又去見朱爾典爵士，了解情況。同日朱爾典致格雷的電報載，英國駐漢口總領事報告說：武昌完全處於革命狀態，衙門已被焚毀。總督駐在中國巡洋艦上，泊於英國炮艦的後麵。在安格聯和朱爾典兩個人介紹情況的基礎上，莫理循於同日發出了武昌起義之後的第一封電報。之後，莫理循注意與各方了解情況的外國人聯絡。如11月12日，他就與丁家立、青木宣純等美、日外交官交談。他認為青木宣純在革命爆發前就了解革命情況，是個了解內情的人，因此與他交談最多。莫理循由於聯絡廣泛，成為有關辛亥革命的消息靈通人士，去向他了解情況的人不斷往返於王府井大街。他曾向人寫信說，“各階層的來訪者絡繹不絕，從日出到日落至黑夜都有人來見我”。
由於是中國內部的事件，因而中國人向莫理循提供情報就顯得更加重要。這方麵有袁世凱的秘書蔡廷幹和袁的追隨者唐紹儀、梁士詒、汪精衛等人。蔡廷幹和唐紹儀對他了解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以蔡廷幹對他幫助最大。蔡廷幹為清廷官派留美學生，回國後曾任魚雷艇艦隊總兵，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後為袁世凱的幕僚。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是袁世凱的重要聯絡人，既是與南方革命黨的，也是與莫理循所代表的外國報界的。他與莫理循早在1902年就開始通信，1907後日漸頻繁，從莫理循文件中蔡廷幹與莫理循書信文件中可知，1911年以後，兩人書信、電話往來不斷，而且蔡經常去莫家拜訪，莫理循也應蔡廷幹、唐紹儀、梁士怡的邀請前往外交部與他們見麵。
唐紹儀早在1899年就與莫理循相識。當時唐紹儀在天津小站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中任職，為新建陸軍督辦。莫理循每月都要去天津了解海關、銀行等情況，與唐時常會麵。唐後任天津海關道，以後又進入清政府中樞機構，曆任外務部右侍郎，滬寧、京漢鐵路總辦，郵傳部左侍郎等職。辛亥革命時他是袁世凱與南方革命黨議和談判的首席代表。因此，對於莫理循來說，唐、蔡二人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參與者和知情者。由於莫理循與他們關係密切，發出的報道也就獨樹一幟，為其他記者所不能企及。這在1911年11月下旬以後，表現得十分明顯。
莫理循與唐紹儀的聯係和他與蔡廷幹的聯係有所不同，他從唐紹儀那裏了解的信息一般是從兩人交往過程中獲得。如他在1911年11月24日的信中記載：“今天上午，唐紹儀乘火車去天津，我為他送行。”在送行中兩人交談，他得知唐紹儀“力圖勸說袁世凱接受人民的意誌”。11月28日，莫理循得到的消息是，唐紹儀的方案為：攝政王應發布詔書宣告退位，並且指定一名漢人，最好是過去曾任內閣閣員的徐世昌，擔任皇帝的監護人，或任命一個有漢人參加的攝政會議，兩個詔書應以皇太後的名義發布。然後通過這個會議確定人民的意誌。12月8日，他給布拉姆寫道：“今天上午，我和唐在一起。他仍然灰心喪氣，但還是準備隨時出發去漢口或上海。”莫理循在12月中旬去上海時見到正在那裏議和的唐紹儀，唐把自己與袁世凱之間的來往電文給莫理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