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話有助於解釋這兩個國家之間另一項天壤之別：過去10年中巴西股市一直是新興世界中最熱門的股市之一，而中國股市則是最冷清的股市之一。雖然中國已經走上市場經濟之路，但他們仍未擁抱以贏利為底線的原則。上海股市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對利潤率毫不關心；而巴西借貸（以及其他所有的一切）的高昂成本迫使上市公司必須非常克製，因此它們是高度贏利的。這就是為什麼雖然巴西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中國慢，而巴西股市總市值在2000~2010年間以美元計價上升了300%，比中國股市總市值增幅的3倍還要多的一個重大原因。
至少在這方麵，巴西代表了新興市場中的積極變化。在經濟增長時，股市應該上漲，但最近10年在新興世界中這兩者並沒有經常發生這樣的聯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韓國，作為基準的韓國綜合股價指數在1989年達到高峰，而經濟則以6%的速度持續增長，直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股市被企業視為可以撈取快錢的地方，而不是對公司長期價值的基本評估。新興市場的公司側重於做大——更多的員工、更高的銷售額、更大的市場份額——對收入是否產生實際利潤並沒有給予太多關注，而企業的利潤是股市投資者最關心的指標。近年除了中國等少數幾個明顯的例外，情況已經開始改變：隨著巴西、韓國等地的企業開始重新關注利潤，股市開始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形勢同步漲跌。
股市越能準確地反映實體經濟，它作為一個國家走向的信號就變得越重要。在印度等一些國家，股市最終成為一種民意調查：在非常重要的年度預算時期，全國媒體把股市的反應作為對新的預算是否有意義的終極裁決。也許出於這個原因，印度政客們總是問自己：“市場會怎麼看？”由於投資者和市場分析師在類似CNBC風格的新聞頻道中喋喋不休，這種頻道在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內的新興市場迅速蔓延開來，投資者和市場分析師因而代表了日益重要的公眾輿論和政治風向。
這種直言不諱的投資者群體對國家重要決策的影響難以量化，但我認為是深刻的。盧拉等領導人的崛起——他通過激進政策當選，卻施行了溫和的治理——反映了全球市場文化如何有效地縮小了政策的選擇範圍。由於資本市場在推動增長方麵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從全球化中受益，遵循正統的國際準則——開放經濟、維持預算紀律——存在巨大壓力。越來越多的股東全天候觀察市場，而市場會對那些偏離公認規範太遠的政策即刻進行懲罰。
沉迷於市場曲折走勢的“CNBC文化”經常被用作一個貶義詞。批評者把對市場每一次波動的報道視為短視的極端表現，從而一切與之相關的東西都是錯的。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企業如此不計成本地謀求增長，以至於往往忽略了利潤，而利潤代表了效率和可持續發展。在這些國家，“CNBC文化”的興起也可以帶來積極的結果。
更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與巴西富商埃克·巴蒂斯塔有關。由於犯罪率高以及對富人的仇視，他跟裏約熱內盧的很多大亨一樣，在一群保鏢的簇擁下出行（這也是巴西成為世界第二大裝甲車市場的原因）。他走到哪裏都帶著護衛犬埃裏克，還有他的黑莓手機，不斷查詢他大量持有的股票的價格。
巴蒂斯塔現在是世界十大富豪之一。他的誌向是超越首富、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他顯然找到了實現這一目標的正確方向。對於巴蒂斯塔來說，這跟利潤、生產率和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有關。是什麼驅使著他並不重要，關注利潤和為股東提供價值比20世紀90年代危機爆發之前新興市場中大亨們的做法已經有了很大進步，那時這些大亨關心的是創建盡可能大的帝國，而無論這個帝國是如何效率低下、缺乏重點或負債累累。在“CNBC文化”的驅動下，癡迷於效率對巴西可能是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