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的教訓之一是上升的東西終究會跌落，然而泰國從來沒有上升過。盡管所有的同類國家都是2003~2007年全球經濟繁榮時期的大贏家，泰國卻好像陷入了一場經濟衰退，經濟增速從6%下降到不到5%。主要問題在於巷戰讓商業陷入停頓，製造了第二個重大的經濟失衡。除了不斷擴大的城鄉差距，泰國的國內市場也走向蕭條。隨著消費疲軟，出口在經濟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事實上，盡管國內投資急劇下降，1998年之前對道路和工廠的大量投資讓泰國為出口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東部沿海工廠（主要是日本工廠）出口的汽車從1998年之前微不足道的數量激增到了每年100萬輛，讓泰國成為亞洲繼韓國和日本之後的第三大汽車出口國。
這種表麵的強大在2008年危機中被證明為脆弱。要知道一切都與平衡有關，一項過分發展的優勢將演變成負擔。很多國家似乎認為更多的出口總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亞洲，包括中國台灣和泰國在內的經濟體由於對出口的過分依賴而飽受痛苦。提到亞洲，想象中的畫麵應該是蓬勃的發展，數量激增的中產階級成群結隊地湧向新商場，以及活躍的創業激情。現實卻是很多國家都缺少這個畫麵當中的消費環節，比如泰國、馬來西亞和中國台灣。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巔峰時期，泰國的6000萬人口曾是奔馳汽車、沃爾沃卡車和尊尼獲加蘇格蘭威士忌等奢侈品的世界頂級消費者，但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到了21世紀，泰國的消費急劇萎縮。
日本作為亞洲最初的出口大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能夠衝破中等收入的障礙，是因為它為國內投資創造了合適的條件，消費也開始迅速發展，在此期間出口在日本國內生產總值中平均僅占10%。在泰國，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80年的20%上升至1998年的35%，繼而是目前的72%，盡管泰國的人均收入仍然是5000美元，而日本是35000萬美元。這是走出低穀的一種途徑，但會引來麻煩。當2008年的危機襲來時，來自美國和歐洲的需求開始崩潰，泰國和馬來西亞（出口也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70%左右）這些依賴出口的國家所經曆的衰退比菲律賓和印尼要嚴重得多（出口在這兩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小於30%）。
一個更加不同尋常的停滯跡象是，泰國的婦女在工作中未能獲得標準待遇。泰國擁有龐大的婦女工作人群，這通常會讓經濟發展達到更高水平。能夠賺取收入的人越多，社會就會越富有，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泰國勞動女性的高比例（66%）未能推動增長。這或許尤其令人驚訝，因為在泰國新郎家必須給新娘家一些嫁妝，這與很多亞洲文化相反。男方的嫁妝似乎表明這個社會從傳統上高度認可婦女的賺錢能力。婦女對泰國的經濟增長影響不大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她們主要從事低端或臨時的工作，不大可能對生產力產生影響。另一個可能是當國內政局一團混亂時，工作場所的性別政治不會帶來多少生產力的提升。
泰國的領導人現在應該采取行動，讓經濟重新獲得平衡，更多地依賴國內投資，但他們卻隻是重複過去的做法。他信嚐試了各種補貼和支持來提高農民的收入，他也的確大幅減少了農村貧困人口，但是這些舉措並不能取代創造真正就業機會的新企業。無論是他信還是他的繼任者，都未能為內陸地區吸引新的投資創造條件。
泰國需要的是類似於土耳其在正義與發展黨的領導下所呈現的一種轉型。正義與發展黨成立於10年前，帶領收入相對較低和農村的選民開展了自己的“紅衫軍運動”，從根深蒂固的精英手中贏得了選舉的勝利，但兩國存在一個很大的區別：當他信通過高壓政策疏遠城市精英時，正義與發展黨避免了對抗。它從提供重振投資所需的宏觀經濟穩定性著手。隨著經濟的加速發展，正義與發展黨把一些新的投資用於之前被忽略的省份，來滿足農村選民的需求，從而讓一度被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和伊茲密爾主宰的經濟獲得了再平衡，而且該政黨也開始贏得部分城市精英的支持。
目前尚不清楚泰國政府是否擁有提供這種強有力的領導的遠見，或者避免另一場政變的成熟。泰國企業已經還清了自1998年危機以來積欠的債務，它們現在需要的是政治穩定和信心。如果國內市場在紅衫軍政府的領導下能夠複蘇，泰國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出現真正的二級城市。這甚至會讓泰國有機會在這個10年成為脫穎而出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