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對家族企業及其變革意願的顧慮，全球市場繼續對韓國股票打上一個折扣。清理家族企業晦澀難懂的賬目的努力還在進行當中：韓國直至2011年初才引入標準的綜合財務季報——發布這種報告在發達國家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盡管一些韓國公司還在用老辦法經營企業——通過賄賂執政者來獲得資金和合同——貪汙現象在日常的業務往來中已經大幅下降，而且現在更多地被認為是公司級別而不是國家級別的風險。
最後，一些家族企業的所有者仍被視為是帝國的締造者，相對於為股東創造利潤而言，他們更關注全球市場份額。與台灣公司相比，韓國大公司發放紅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這也是為什麼韓國企業能夠有大量現金用於研發投資於未來的增長的原因。這並不表示韓國在製造業取得的成功會永遠持續下去，隻能說明韓國的全球出口戰略仍有足夠的潛力來持續更長的一段時間。
經濟的不平衡性或許會影響韓國。令人擔憂的是，韓國的大企業幾乎都認為機會在國外，服務業停滯，以及消費市場對於韓國這種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實在是個異數。與三星和現代取得的成功不同，韓國的銀行和電信企業甚至在國內還未能取得成功。最近韓國一家大型銀行的董事長相當坦率地對我說，韓國銀行在追趕國際同行的產品創新和高效服務方麵動作緩慢。這就是韓國最大的40家企業集團很少向韓國銀行借款的原因。這也讓韓國的中小型企業處於不利地位，因為它們不具備大公司擁有的國際融資渠道。
有時候韓國似乎對服務的價值存在一個文化盲點。韓國人像其他國家的人一樣熱情好客，但似乎對為無形的產品埋單存有偏見。盡管首爾為製造業帶來了各種創新，首爾最好的酒店新羅在20年中卻沒有任何新的熱門競爭者的出現。我問一個當地的商人這是怎麼回事，他回答說韓國人不喜歡購買服務，進城時喜歡跟朋友或家人待在一起。
韓國政府逐漸意識到製造業繁榮帶來的政治風險。韓國是一個強烈追求平等卻越來越受大型製造企業控製的社會。早期階段這個國家在努力發展的同時也在減少不平等。首先進行土地改革，在“二戰”後把之前由大地主或日本人擁有的物業分發出去，後來則近乎狂熱地普及教育。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韓國的入學率在新興國家高居榜首。今天韓國基礎教育的入學率也高於任何其他國家（高等教育入學率排名第三）。用於教育的支出遠遠高於其他方麵，這讓有資格進入白領階層的韓國人的比例異乎尋常的高。或許是這種平衡的趨勢幫助韓國人在麵對劇變時達成共識，比如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挽救了韓國經濟。
但近年來，隨著企業集團變得更加全球化、贏利能力更強，不平等已經開始慢慢抬頭。韓國人相信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到少數在國際市場取得成功的家族企業手中。盡管韓國的中產階級明顯地有些揮霍，反向的社會思潮卻傾向於管製那些超級富豪。韓國沒有一個億萬富翁的淨資產超過100億美元，他們的淨資產總額在經濟中的比例僅為4%，在新興國家中是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如果這些富豪過著極為奢侈的生活，他們的行事方式也是非常謹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