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在漢長安城西南角未央宮遺址與建章宮遺址之間發掘了一處古橋遺存。考古學者根據遺跡現象推算，“該古橋木樁東西長度至少應有50米，也就是說該橋的寬度應在50米以上。橋的長度尚不好確定，但從對遺址周圍的勘探和調查看，這一段古河的河床寬約60米，再加上引橋，推測這座古橋的長度至少應在100米以上”。“從地理位置看，這座古橋應是古河上的橋梁。河古稱‘泬水’，其上遊是‘潏水’。”王自力：《西安發掘漢代河木橋遺址》，載《中國文物報》，20061229。現今河作為渭河一級支流，徑流量“年際變化大，年內分配不均”，“洪汛期徑流量大，約占年徑流量的80％以上；而枯水季節常斷流”穆根胥：《西安地區水資源分布圖》，見《西安地區環境地質圖集》，9頁，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9年4月。。但秦漢時期當水量可觀。古橋位於秦漢時期均列入皇家祠祀對象的這條河流上，有連通主要宮殿區的功能，當時在橋梁工程和交通規劃方麵都應當居於較高等級。
《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補述：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十二渠橋“相比近”，雖然是極其密集的特例，但一般情況下，因河渠縱橫，當時橋梁這種主要交通設施的數量仍是十分可觀的。趙充國經營金城湟中，曾“治湟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從枕席上過師”（《漢書·趙充國傳》）。湟在今青海西寧東，距鮮水海（青海湖）不過百數十裏，由高原凍土地帶的施工效率，也可以說明當時橋梁的修造能力。
梁橋、拱橋、索橋這幾種主要的橋梁形式，在秦漢時期都已經基本具備。
渭橋和霸橋都是多跨的梁橋。《水經注·渭水下》引《三輔黃圖》中記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或作“橋南京兆主之，橋北馮翊主之”。也有學者以為渭橋木柱。參見茅以升主編：《中國古橋技術史》，21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5月。估計橋之南北立石柱，橋中或又用木柱，木石結合，則柱數750，而間分68，為數不盡的疑問可以得到合理解釋。而且據《水經注·渭水下》，“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或以為鐵鐓即打樁鐵椎，也可證渭橋木柱之說。《初學記》卷七：渭橋、橫橋、便橋，“並跨渭，以木為梁。漢又作霸橋，以石為梁”王莽地皇三年霸橋火災後，重建的新橋可能是石柱石梁。。渭河三橋均為木梁似無疑義。因而董卓可以焚橋。但“巫蠱之禍”後，漢武帝“焚蘇文於橫橋上”（《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劉據》），說明橋麵又不可能完全是木結構。橋南北兩端是否采用木結構、磚石結構甚至與部分使用金屬材料相結合的方式，可以留待後證。前說沙河古橋確實發現異常金屬結構，其作用尚未得到合理解說。關於霸橋，則有王莽地皇三年（22）“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 的記載，最終“橋盡火滅”，據說“大司空行視考問，或雲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漢書·王莽傳下》），可以說明是木結構為主。
漢代畫像中體現梁橋形式的實例，還有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四川成都揚子山2號墓漢畫像磚，山東臨沂白莊漢畫像石，山東蒼山卞莊城前村漢畫像石，以及蒼山向城前姚漢畫像石，等等。梁橋往往成為漢代畫像的主要題材之一，說明梁橋已經成為當時橋梁中最有代表性的橋型，其修造技術已經為各地區普遍應用。
《初學記》卷七引《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出處。舊說始皇以術召石，石自行，至今皆東首，隱軫似鞭撻瘢，勢似驅逐。”這雖然隻是一種傳說，但其中透露出當時可能已出現石梁柱橋的信息。《水經注·穀水》記建春門石橋：“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雲：‘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成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可見當時修建石梁柱橋的施工效率也相當高。通過山東蒼山蘭陵漢畫像石表現橋梁的畫麵，可以看到以磚或石材砌築橋柱的橋梁形式。原石存山東蒼山縣文化館，參見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3月。而山東嘉祥武梁祠石室西間東麵畫像石所見梁橋，更明確表現出石作技術應用於橋梁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