朐縣朐縣在今江蘇連雲港附近。《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初學記》卷七：“東海有石橋，秦始皇造，欲過海也。”《述異記》：“秦始皇作石橫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庾信《哀江南賦》：“東門則鞭石成橋。”這些傳說的出現，與碣石“始皇於海中作石橋”傳說同樣，很可能最初也是對以當時工程技術條件修造的港口簡易石築碼頭的傳奇式記述。《藝文類聚》卷九梁簡文帝《石橋》詩：“秦王見海神”，張文琮《賦橋》詩：“鞭石表秦功”，都說明此類傳說流布甚廣。《初學記》卷七引《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觀日出處。舊說始皇以術召石，石自行，至今皆東首，隱軫似鞭撻瘢，勢似馳逐。”《太平禦覽》卷七三引文作“言似馳逐”。值得注意的是，類似傳說流傳於沿海多處古港，如山東文登“秦始皇石橋”（《元和郡縣圖誌·河南道七》），山東榮成“召石山”（《齊乘》引《三齊略》）、山東成山“秦橋”（乾隆《山東通誌》卷三五之一上《藝文誌》）等。一說徐福東渡，由此入海。參見羅其湘：《徐福村的發現和徐福東渡》，見《從徐福到黃遵憲》（《中日關係史論文集》第1輯），北京，時事出版社，1985年12月。
吳縣吳縣在今江蘇蘇州，臨吳江，當時有建造在吳江入海口的河段上或近海口的感潮河段上的河口港。吳縣為東周吳國故都，而吳國曾據有海航優勢。《越絕書·計倪內經》說，越王勾踐陰圖吳，顧慮其“西則迫江，東則薄海”的航運條件，對比兩國軍力，則“念樓船之苦”。《國語·吳語》記載，吳王夫差起師北征，越王勾踐“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吳太子，於是“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漢初，吳王劉濞“擅山海利”（《史記·吳王濞列傳》），對海港交通條件的利用，也是可與中央政府抗衡的割據勢力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會稽會稽在今浙江杭州東南。先秦越國都城。越國是所謂“水行”之國。伍子胥說：“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國語·越語上》）越水軍有很強的戰鬥力，“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越絕書·外傳記地傳》），北上伐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國語·越語下》），又曾“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國語·吳語》），並移軍經營琅邪軍港，都是以會稽港為基地。據《越絕書·外傳記地傳》，越中城居各有水門，又有所謂“石塘”，“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裏”。“害”，或“”字之誤，石塘可能是貯造軍船的船塢。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以會稽為認識南海的窗口，正因為這裏是著名的海港。秦二世“東行郡縣”，也曾經“南至會稽”（《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嚴助由此浮海救東甌（《漢書·嚴助傳》）。建元六年，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漢書·武帝紀》），可能亦經由海路。元狩四年（前119），“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漢書·武帝紀》）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徙民會稽”條推定此次徙民使會稽“約增十四萬五千口”，而“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葛劍雄據《史記·平準書》及《漢書·食貨誌》此次移民地點不含會稽，斷定《漢書·武帝紀》中“會稽”二字是衍文。（《西漢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陳橋驛則肯定這次移民是曆史事實。（陳橋驛主編：《浙江地理簡誌·曆史地理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越絕書·外傳記地傳》記述：“是時，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史民，置南海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以為秦始皇時事，然而特別強調了移民對於加強海上防務，“以備東海外越”的意義。秦及兩漢內地戰亂多有人自行避難移居會稽，如項梁、項羽、蔡邕等。以會稽位置及交通條件，被選擇作為移民安置地點是完全可能的。，會稽與西北諸郡同樣作為安置徙民地點，足見西漢王朝對其正處東南海陸交通要衝的戰略地位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