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書·薛廣德傳》所見薛廣德等諫止漢元帝禦樓船濟渭時“乘船危”、“聖主不乘危”諸語，可以推知當時樓船的穩性仍然存在一定問題。東漢末，曹操軍與孫權軍爭奪長江水麵控製權，孫權使偏將軍董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董襲不肯“委去”，終於船敗身死（《三國誌·吳書·董襲傳》）。看來風害是樓船安全的嚴重威脅。《通典·兵十三·水戰具》關於樓船形製，也說道：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礨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製，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由於船體龐大，在當時的條件下，操縱性即航向穩定性和回轉性亦未能盡如人意。“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然而如若突遇風浪，則難免成為所謂“沉流之航”（《法言·寡見》）。當時海上航行，確實往往“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三國誌·吳書·虞翻傳》裴鬆之注引《江表傳》）。杜畿為曹丕“作禦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三國誌·魏書·杜畿傳》），也是造船史上一次著名的失敗的記錄。
《後漢書·公孫述傳》記載，公孫述據蜀地而謀天下，聚兵積糧，“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李賢注：“蓋以帛飾其蘭檻也。”《資治通鑒》卷四一“漢光武帝建武四年”直接寫作“又造十層樓船”。可見樓船修造，日益追求宏大和華美。孫權使董襲督五樓船，“五樓船”者，未必指五艘樓船，很有可能是說五層樓船。
可以體現漢代樓船形製的文物資料極其有限。平壤樂浪古墳漢鏡紋飾有以樓船作為圖案內容者。參見\[日\]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插図7~81。廣州龍生岡43號東漢木槨墓隨葬晶中，發現1件結構散亂、部分構件已朽壞的木船模型，“經部分複原，船上是建有重樓的”，船體部件大多有彩繪花紋，有些還以鏤空圖案作為裝飾。參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龍生岡43號東漢木槨墓》，載《考古學報》，1957（1）。
秦漢時期還曾經出現適應不同需要而設計製作的多種異型船。
例如，《淮南子·本經》有所謂“龍舟鷁首”，高誘注：“龍舟，大舟也，刻為龍文以為飾也。鷁，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太平禦覽》卷七六八引《釋名》：“舟名青翰、千翼、赤鳥、亦名鷁首。”司馬相如《子虛賦》：“遊於青池，浮文鷁。”《藝文類聚》卷七一引《說苑》也有“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鷁”的辭句。《太平禦覽》卷七七〇引班固《東都賦》：“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瞖雲、芝交。”《西京雜記》卷六說，“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采菱舟、越女舟。”諸葛恪還曾製作所謂“鴨頭船”（《初學記》卷二五引《吳誌》）。《太平禦覽》卷七七〇引王粲《海賦》：“乘菌桂之舟，晨鳧之舸”所說到的則可能是海上遊船。
船舶產品一般品種型類多，而生產批量則相當有限，皇家貴族“水嬉”之船形式則更為紛雜，數量更為微少。形形色色的宮苑遊樂用船盡管應用範圍極其狹窄，對於社會交通交往發展的作用也微不足道，然而也是當時造船工匠的一種文化創造，其質量一般優先得到保證，因而也可以作為反映當時造船業生產水平的例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