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漢擊北匈奴，竇固、耿忠部至天山，擊呼衍王，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裏坤湖)，留吏士屯伊吾盧城(今新疆哈密西)，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裏，至三木樓山李賢注：“匈奴中山名。”，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後漢書·竇固傳》)。十七年，竇固、耿秉“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後漢書·明帝紀》)。漢和帝永元元年(89)，竇憲等“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今蒙古戈壁阿爾泰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邦察幹湖)林幹編《匈奴曆史年表》以為“稽落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西北部的額布根山”，“私渠比鞮海，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烏布蘇泊”。（97頁），竇憲遂登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刻石勒功而還”(《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三年，竇憲、耿夔“出居延塞，直奔北單於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於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裏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嚐至也”(《後漢書·耿夔傳》)。
敦煌漢簡所見“大軍方路驛出令發桼過”(128)，“新道適千裏”(130)等內容，可能就反映大軍遠征，千裏攻伐的情形。
秦漢時期，中原往北方草原大漠交通之規模與行程的最高紀錄的保持者，可能確實是所謂“弧弦而出鬥”(《鹽鐵論·和親》)，“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鹽鐵論·備胡》)的遠征軍人。大漠行軍要克服惡劣的氣候條件和地理條件，要時刻準備在運動中作戰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在大多數情況下，深入敵國腹地不是別的，正是一次猛烈的進攻獲得成功的結果，因而同進攻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戰爭論》，第3卷，1139頁），聯想到史籍中所數見遠征軍敗沒的記載克勞塞維茨在關於“行軍”的論述中曾指出：“缺乏給養和宿營條件，道路很壞或破壞嚴重，軍隊要經常保持戰鬥準備，這些都會造成軍隊力量的過分的消耗，使人員、牲畜、車輛和被服受到損失。”“如果必須在戰區內，即在敵人的眼前進行長途行軍，那麼戰區行軍和長途行軍兩種不利的條件就會同時出現。在人數眾多而且其他條件不利時，損失就可能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他舉出拿破侖遠征莫斯科的戰例。1812年6月24日拿破侖渡過涅曼河時，他準備進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軍團有301萬人，8月15日到達斯摩棱斯克附近時，已經損失了1055萬人，在52天內連續行軍大約70普裏的過程中，僅病號和掉隊的就損失了95萬人，約占總兵力的1/3，三星期以後，在博羅迪諾進行會戰時，法軍損失已經達到144萬人(包括戰鬥傷亡)。又過了8天，到達莫斯科時，法軍損失已經達到198萬人。而法軍退卻後追擊法軍的俄軍從卡盧加地區出發時為12萬人，到達維爾那時就隻剩下3萬人了。當時俄軍在戰鬥中的傷亡多麼少，這是盡人皆知的。克勞塞維茨指出：“因此，如果人們想要在戰爭中進行頻繁的行軍，那就必須作好兵力將遭受大量損失的準備。”（《戰爭論》，第2卷，574~579頁），更應當充分肯定這種交通活動的意義。
事實上，秦皇漢武等有作為的帝王建立和鞏固大一統的專製帝國的功業，是與千百萬軍士轉戰千裏的交通實踐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