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1972至1974年間居延甲渠候官遺址(今稱破城子)出土漢簡中，有長安西行至居延地區之間郵置裏程記錄的片斷：
長安至茂陵七十裏月氏至烏氏五十裏
茂陵至置卅五裏烏氏至涇陽五十裏
置至好止七十五裏涇陽至平林置六十裏
好止至義置七十五裏平林置至高平八十裏
……
(以上為第一欄)
媼圍至居延置九十裏刪丹至日勒八十七裏
居延置至裏九十裏日勒至鈞著置五十裏
裏至次九十裏鈞著置至屋蘭五十裏
次至小張掖六十裏屋蘭至池五十裏
(以上為第二欄)(EPT59：582)
簡文雖然隻提供了長安至居延地區間“列郵置於要害之路”的局部情形，然而對於認識漢代通信形式，仍然是異常珍貴的資料。
居延漢簡還可以看到有關“吏馬馳行”(如EPT50：172A)陳直以為：“派專人用馬送遞者，稱為‘吏馬馳行’。”（《居延漢簡綜述》，見《居延漢簡研究》，45頁）吏，當指較為可靠的下級軍官。、“甲渠候官馬馳行”(如EPT56：1)以及要求“促毋失期”(EPT56：115)、“急行毋留”(EPT65：434)等簡文。對於留遲失期有加以極嚴厲處罰的規定，如“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裏”(EPS4T2：8A)，“不中程，百裏罰金半兩，過百裏至二百裏一兩，過二百裏二兩；不中程，車一裏奪吏主者勞各一日，二裏奪令□各一日”(EPS4T2：8B)。又如：“士吏傳行各盡界毋得遲時必坐之”(EPT57：40)。還可以看到可能是郵書“留穉(滯)失期”事故的責任者請罪自責的內容：
□皆留穉失期職事毋狀罪當死叩頭死罪(EPT59：541)
對傳遞速度要求之高，是因為邊地通信內容多與軍情有關，“馳行以急疾為故”(EPF22：713)。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軍隊和它的基地必須看成一個整體，“交通線是這個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構成基地和軍隊之間的聯係，應該看作是軍隊的生命線”。交通線的構成因素頗多，其中包括“沿線”的“郵局和信差”。“隻有那些有專門設施的道路才構成真正的交通線體係。隻有設有倉庫、醫院、兵站和郵局，指定有警備長，派有憲兵隊和守備部隊的道路，才是真正的交通線。”［德］克勞塞維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第2卷，622~623頁。“郵局和信差”的作用在交通線的構成中受到重視，說明軍事通信係統在軍事交通體係中的特殊作用。漢代有“邊塞發犇命警備”的製度，邊境有警，“驛騎持赤白囊”馳報京師。《漢書·丙吉傳》：丞相丙吉有恩於馭吏，“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嚐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禦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禦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據《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趙充國率軍與羌人戰於湟中，向漢宣帝申奏作戰方案及宣帝認可的軍事文書，往返前後不過7日，“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現今公路營運裏程西安至西寧間1 242公裏，可推知當時驛報行速為每日400公裏左右。《通典·禮二三》引《漢官儀》說：“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裏為程。”也說明當時驛傳係統效率之高。
秦漢驛傳製度的效能可以保證政令通達，從而成為政治一統和軍事成功的條件，同時，也有利於各地區間的經濟聯係與文化交流。但是另一方麵，驛傳係統的某些活動，又暴露出當時社會文化的陰暗麵。例如，為滿足皇室“珍無用，愛奇貨”(《鹽鐵論·力耕》)等消費需要，曾不遠千裏以驛傳係統轉運南國果品，“南海獻龍眼荔枝，十裏一置，五裏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後漢書·和帝紀》)。“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患”(《三輔黃圖》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