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交通與秦漢文化的發育
許慎《說文解字敘》評述戰國時期文化形態：“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製，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以文字為例，大約春秋時期，秦國文字即已定型，李學勤指出：“這和春秋時期秦國各種器物都有自己特色一樣，是秦與關東長期比較隔絕的結果。”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366頁。而晉人活動區域曾流行所謂科鬥文的字體。與此同時，南方楚、越、蔡等同出現了鳥書。戰國中期以後的六國古文，結構複雜，變化奇詭，地域性十分明顯。同一個字，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往往會有差別很大的多種寫法。戰國文字由於有其突出的特點，在中國古文字發展史上自成一個階段，戰國文字研究目前已經成為中國古文字學的一個獨立的分支。由文字的地域差別所表現的文化的割裂，嚴重地影響著曆史的進程。秦始皇吞滅六國，實現一統之後，又麵臨文化統一的重任。他采納李斯的建議，以秦文字作為統一的標準文字，禁絕古文，“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車門軌，書同文字”，“壞城郭，決通堤防”，打通交通阻隔，又親自千裏巡行，以艱辛的交通實踐推進“匡飭異俗”、“普施明法”的事業。
秦始皇東巡的目的之一，是消除秦與六國故地的文化隔閡，鞏固大一統政體的文化基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台刻石中，宣布：“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強調“皇帝之明，臨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極。”他鄭重申明：“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也有“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的文句。三十七年（前210）會稽刻石更明確寫道：
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
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
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
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
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
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
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
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
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
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
這無異於一篇文化統一的宣言。秦始皇強調要樹立“遠近”、“貴賤”共同遵行的文化的“同則”，認為這是大一統政治“嘉保太平”的基礎。他尤其注重因交通隔絕而存在的地方民俗文化的“飭”與“濯”，並且要求對於這一文化政策須“後敬奉法”，以求“常治無極”（《史記·秦始皇本紀》）。
《史記·樊酈滕灌列傳》記載：“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可見“故秦民”與作為劉邦軍主要成分的東方人之間，文化心理隔閡依然顯著。漢並天下後，劉邦以“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又封子劉肥為齊王，“民能齊言者皆屬齊”（《史記·高祖本紀》）。可見各地民俗方言仍難以相通。曹丘生謂季布，有“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語（《史記·季布欒布列傳》），也體現當時民間人際情感方麵濃重的地方主義色彩。當時有楚“其俗剽輕”（《史記·貨殖列傳》）以及“其人輕心”（《史記·三王世家》）等說法。對於齊人的心理特征，司馬遷總結為“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史記·齊太公世家》），又謂“其俗寬緩闊達”（《史記·貨殖列傳》）。《漢書·朱博傳》又有“齊郡舒緩養名”的說法。有人建議項羽都關中以圖霸業，項羽“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史記·項羽本紀》）“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與劉邦罵劉敬曰“齊虜”（《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同樣，都表現出交通相互隔絕的各地區間人的相互鄙視的心理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