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在商鞅與群臣的辯論會上，秦孝公曾表示要變法圖強，起用商鞅來實行強國之術，又害怕遭到非議。戰國·楚簡商鞅知道秦孝公的本意，就附和著表示，國君應當盡快下定變法的決心，不要顧慮天下人怎麼議論。他還搬出先人的法書作為說服秦孝公的憑證，他表示講究崇高道德的人，是不會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成就大業的人也不去同民眾商量事情的。聖明的人治理國家，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如果能夠使百姓得到益處，他認為就不必去遵循舊有的禮製。他們的一唱一和是說給周圍的大臣聽，看他們怎麼反應的。那些知道改革會讓自己受到損失的貴族是極力反對變革的。
甘龍認為，聖明的人不應該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更不會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順應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不用費什麼辛苦就能成就功業；根據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官吏熟悉禮法，戰國“戉王州句”銅劍百姓也安樂。現在如果改變法度，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製，要更改禮製教化百姓，必遭非議。
杜摯也馬上勸秦孝公說：“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臣聽說效法古代法製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的禮製不會有偏差。國君應該對之仔細思考。”
商鞅一一駁斥了他們的觀點，說：“平庸的人固守舊的習俗，讀死書的人局限於他們聽說過的事情。這兩種人，隻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之事。有智慧的人創製法度，而愚蠢的人受法度的約束。賢能的人變革禮製，而沒有才能的人受禮製的約束。受舊的禮製約束的人，不能同他們商討國家大事。被舊法限製的人，不能同他們討論變法。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隻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湯、周武王稱王於天下，並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殷朝和夏朝的滅亡，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製才覆亡的。既然如此，違反舊的法度的人，玉龍形斛（戰國晚期）不一定就應當遭責難；遵循舊的禮製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
這場精彩的大辯論中，商鞅以寡敵眾，用滔滔不絕的辯論口才為秦國的革新作好了思想輿論準備，展開了政治上的宣傳。商鞅精彩的辯論消除了秦孝公的顧慮，堅定了秦孝公改革的信心，為商鞅在秦國的改革變法運動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殊不知，兩個世紀後的羅馬，也有一對兄弟為了實現自己的改革措施在廣場上一次次的激情演說著，這就是格拉古兄弟。 古羅馬廣場廢墟一角公元前134年，羅馬城的大街小巷貼滿了文告，呼籲提比略出來“為窮人恢複公地”。提比略在平民的支持下當選為保民官。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提比略經常深入到群眾中去，在人群熙攘的街頭，在公民聚集的廣場，在人們聚會的講台上，他以自己高超的雄辯演說才能和誠實而公正的目標說服了群眾。在一次演說中，他說：“意大利的野獸都有一個可以棲息的巢穴，而那些為意大利戰鬥和犧牲的人卻隻能享受空氣和陽光。他們無家無室，攜妻帶子到處流浪。將軍們欺騙士兵為保衛祖墳宗廟而戰鬥，但全是謊話，因為沒有一個士兵有自己的祭壇和祖墳，他們隻是在為別人的榮華富貴而出生入死。雖然他們被稱作羅馬的主人，自己卻沒有哪怕是一小塊土地，這難道公正嗎？”他還警告說：“現在最困難的問題是，他們是要有許多勇敢的士兵去征服世界上其他地區呢？還是要由於他們的衰落和互相嫉妒，使敵人把羅馬人已經取得的土地奪去呢？……為了實現這些希望起見，富人們在必要時，應當把這些土地無代價地贈給那些會生男生女的人，不應當因為爭執小事而忽視大事。”他的演講總是既能反映古羅馬社會的現實問題，還能明確表達廣大貧苦平民的要求。所以在他的講演中，人們總是不停的歡呼跳躍，飽含感激的淚水，讚許的歡呼聲和掌聲經久不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在人民的支持下拉開帷幕。
不是所有的改革家都是辯論高手，但是商鞅和格拉古兄弟做到了。不是所有的辯論高手都能靠演說達到目的，但是他們也做到了。不同的是，商鞅的雄辯是在動員領導，脫離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革命路線”，而格拉古兄弟卻是在爭取人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