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後，貪官汙吏不但上蠹國課，下剝貧民，而且趨炎附勢，上下姑息，以至於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能力都不斷下降。後來，張居正整治吏治，實行考成法，以績效考評，使得行政風氣短暫好轉。及至神宗怠政，官吏任免處於半停滯狀態，在職的不能得到正常升遷，空缺的不能及時補充，一方麵“人滯於官”，另一方麵又“官曹空虛”。而神宗不喜官吏上疏，故意造成缺官現象。部院缺官，導致政事處理不暢，甚至發生京察不舉，獄囚多瘐死的事件，整個國家中樞機構已在神宗的渾渾噩噩中陷於癱瘓。
萬曆後期，吏治腐敗無加。從內閣權臣到地方官吏，都利用職權，上下通同，巧取豪奪，貪汙受賄蔚然成風。有個叫趙誌皋的動輒受千金之賄，另一個叫張位的“黷貨如蠅，每次討缺不下數十，多者千金，少則數百金。”（《萬曆邸抄》）彌漫全社會的腐敗墮落風氣，直接威脅到社會秩序的穩定，正如時人感慨“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明帝國對財富的控製——稅賦沉重指數9′
本章開始已經說明了，明代是一個空前富裕的朝代，但是經過長期的折騰，從嘉靖開始，朝廷的財政經濟已經風雨飄搖，入不敷出。各種名目的加征加派，使百姓負擔不斷加重。張居正改革使得財政壓力暫時緩解。可是張居正死後，明帝國偏偏遭遇貪財的神宗。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神宗重用太監，讓太監作為皇帝代表到處搜刮，所收上來的錢全部放進自己的私人倉庫，稱為“內庫”。太監宛如出籠的猛虎，他們在將稅上繳給皇帝的同時，也要給自己積累財富，這些錢對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極大的負擔，明朝開始潰爛。到了帝國末年，崇禎帝因為拿不出足夠的錢來賑災和發軍餉，而致使內外之火，越燒越旺。
◆明帝國對意識的控製——輿論鉗製指數10′
柏楊說：“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澱。明朝時，這河流終於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明朝初期，相當一部分士人懷念元朝，對紅巾軍出身的朱元璋持鄙視態度，又畏懼當時的高壓政策，因此采取隱居退讓的處世方式。朱元璋對此十分痛恨，對不合作的士人嚴加懲處。江西儒生夏伯啟自斷手指拒絕出仕，被押到京師審問後梟首。甚至對於士人自取別號的行為，朱元璋也十分反感。湖廣參政陶凱當官後自稱“耐久道人”，朱元璋認為這是“輕君爵而美山野”的“自賤”，找了借口下獄處死。
明朝規定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限，而且特地規定了試卷格式，即八股製。做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而是儒家聖人在說話。儒家文化也被嚴重篡改過。比如，朱元璋曾聲稱：“孟子這老頭假如還在的話，就把他抓過來給宰了。”為什麼？因為孟子說過：“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還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種民本思想有礙專製。
文字獄與八股統治下的知識分子，“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顧炎武《日知錄》）。著名史學家雷海宗認為“八股已經使人才難以產生，國家對一些或真或假的人才與他們的家族又想盡辦法去摧殘或屠殺，這是一個民族與文化的自殺行動”。
要命的是，中了一句俗語，“東窗不亮西窗亮”，中國在思想意識上開始與世界拉開了距離。“在此期間，文藝複興照亮了歐洲中世紀黑沉沉的夜空，一架功能強大的發動機轟然啟動，逐漸加速。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個世界了。”（李亞平語）
◆明帝國人心向背問題——人民痛苦指數9′
明朝把專製壞的方麵發展到了邏輯的盡頭。皇帝根本不承認臣民人格的存在，廷杖和詔獄是連元朝統治都沒有的野蠻刑製，明朝對文人尤其對功臣的極量屠戮更是千古未有的慘案。
“隻有一個已經墮入難以自拔的深淵中的民族能夠想像同時又能容忍這種做法。”（雷海宗語）明朝中葉，人民流亡成了全國性的嚴重問題。由流民引發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參加人員身份之複雜前所未有，足以反映人民的不滿，既有自耕農、佃農、流民、饑民、響馬、屯軍，也有礦工、礦商以及小手工業者、小商人、中小地主和個別知識分子。萬曆年間，發生了皇室掠奪工商業，釀成大規模的反礦稅的民變。帝國末年，賑災不力引發無法控製的農民起義，最終滅了明朝。
◆明帝國領導人的統治魅力——帝王糊塗指數8′
明朝稱得上英明的皇帝實在屈指可數。前期的幾位“鐵血”皇帝之後，帝祚接班人一代不如一代。大明帝國最後一位天子崇禎皇帝，比起前任幾位皇帝——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天啟等，可算是勵精圖治，奮發向上，頗有中興之誌，但一直生活在帝國無可奈何的衰朽和灰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