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名臣富弼、學者胡瑗、張載、李覯等也都受過他的指教和有益的幫助。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宋代的名人，在政治文化方麵多做出過貢獻，其餘因他的推薦而得以發揮作用的人就更多了。範仲淹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他有一句名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就是說，一個官吏在政治上要敢於犯顏直諫，不怕因此獲罪；但對於個人操守，就應務求無過。他做官以來，十分廉潔，從不置辦家產，看到周圍人生活困難，常常解囊相助。即使做到了副宰相，家庭生活依然很儉樸，沒有賓客登門，平日都不吃兩樣葷菜，妻子兒女的衣食也隻求溫飽。二兒子結婚時，他聽說未過門的兒媳用羅綺縫製帳子，心裏十分不高興，對妻子李氏說：“做帳子怎麼用這麼貴重的東西？我家一向勤儉，不能敗壞我的家風。她如果敢帶這樣的東西過門，我就把它當眾燒掉。”範仲淹始終保持著這種樸素的作風，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沒建造過一所像樣的宅第；在他死後入殮的時候，連件新衣都沒有。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五月，範仲淹自青州（今山東益都）調往穎州（今安徽阜陽），赴任途中在徐州病逝，終年64歲。臨死，在給朝廷的遺表中仍然絲毫未提個人的要求，再次顯示了一心為公的胸襟氣度。範仲淹的這種精神和政績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和愛戴。在他死的那天，“四方聞者，皆為歎息”。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西北慶州羌民聽到他的死訊，數百人來到祠堂痛哭哀悼，齋戒三天才離開。
範仲淹從青年時代起，就立誌做一個有益於天下的人，做了不少有益於人民、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事，並為實現這個宏願孜孜不倦地奮鬥了一生。在他同反動腐朽力量的鬥爭中，不畏權貴，始終抱有堅強的信念，這種精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特別是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已成為我國傳統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勤政終為民詩案吟烏台
——蘇東坡之冤烏台，是過去對禦史台的別稱。因“禦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息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所以後來就把禦史台稱為柏台、烏府、烏署或烏台。“烏台詩案”是北宋時期一個有名的文字冤案，其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蘇東坡。
從別人的詩文中找毛病，拈過拿錯，羅織成罪，鍛煉成獄，這本來就是荒唐的，因此，所有的文字獄都是冤案。從古到今，一切文字獄的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文人，都是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大量有才華的文人，正直的知識分子。蘇東坡既是一位才華絕代的文人，又是性情梗直的知識分子，他成為文字獄的受害者，也就不奇怪了。
聰明絕頂天下奇才
蘇東坡蘇東坡從小聰明絕頂，他10歲時，母親程氏親授以書，講古今成敗之事，他都能明白其中的要義。20歲時就冠通經史。他22歲應考時，主考官是北宋一代文豪歐陽修。歐陽修看了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十分驚喜，曾經告訴別人說：“此人必定會出人頭地”。仁宗初讀蘇軾及其弟蘇轍兩人的卷子也不禁大喜說：朕今日為子孫得了兩個宰相。蘇軾如此高才，名聲又如此之大，驚動皇帝，為什麼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屢受打擊？有人認為蘇軾的說話做事如果能夠謹慎一點，收斂一點，不要那麼鋒芒畢露，以後即使沒有得到重用，也不至於惹禍。不過，蘇軾如果真能做到這一點，說話小心謹慎，做事畏首畏尾，變成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那還能算是蘇軾嗎！
蘇軾年輕的時候，一直處在順境之中，所以說話做事，毫無顧忌，想說就說，當做就做，心胸坦蕩，以誠待人。他認為“作文當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他作文是這樣，做人也是這樣，嬉笑怒罵，出乎真情。對人說真話，訴真情，情真意切，毫無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險惡。
他在抒懷言誌的時候，說自己“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認為幫助皇帝把國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話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別人說他吹牛，也不擔心別人對他忌恨。他認為天下無壞人，對人從不設防，因此遇到飛來橫禍的時候，毫無思想準備，束手無策。以至他在逆境中泰然處之，從文學創作中自尋樂趣，寫出許多發自真情、橫絕千古的詩文。他到死都是一個十分天真的人。
有意誣陷烏台詩案
照理說，蘇軾從小就嶄露頭角，金榜題名，皇帝重視，前輩關愛，名士推崇，在人生的道路上本不應該遇到什麼麻煩，為什麼竟會受到一連串的打擊？按照俗人的說法，就是他自找的。北宋時期，雖有推行新法與維持舊法的黨爭，但雙方都並不以他為對象。他如果世故一點，利用兩者之間的矛盾，對雙方討好，那就不僅不會倒黴，還能做到位極人臣，終生富貴，因為他本來就具備這樣的條件。可是他不此之圖，偏用全部精力去探討變法的得失。不管新法舊法，凡於國於民不利的他就不客氣地進行指責。新黨上台的時候，他指出某些新法過猶不及，於民不利；舊黨上台的時候，他又反對全廢新法，主張擇善而從。這樣，兩邊的人都對他不滿，都要打擊他。他成了耗子鑽風箱，兩頭受氣的“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