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為官期間，以其才能和體恤下情、政績卓著，受到百姓的擁戴。萬曆五年（公元1577年），李贄為雲南姚安知府，有別於以前所任各種官職而能以自己的政見施治，僅三年時間，就把一個百事俱廢、死氣沉沉的姚安改變成百廢俱興、充滿生機的禮義之郡。李贄為官，同情民間疾苦，務以德治為宗旨。李贄雖為官並曾官至四品，然而卻是“兩袖清風”。李贄為官國子監時，其家屬仍留在共城，受盡貪官汙吏的欺淩。生活的磨難，官場的腐敗，子女的相繼離世，使李贄心灰意懶，沒有為官的心氣了。
李贄晚年事佛，年屆62歲時來到麻城龍湖芝佛院落發，並在此後自稱卓吾和尚。事實上，李贄的事佛其實也是迫不得已的，是社會、人事將他逼到這種地步的。
落發為僧，反映了李贄在與當時的假道學家、貪官汙吏的抗爭中身單力孤，表現了李贄麵對圍攻、迫害，決不屈服的凜然正氣。
李贄把落發事佛作為逃禍避害的方式。然而，出家後，李贄並沒有放棄鬥爭，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假學者們也並沒有放過對李贄的迫害。
三界之外猶有冤魂
李贄在麻城芝佛院的生活持續了二十餘年之久，雖有“旦暮且死”之患，但仍置身於冊籍之中，“筆墨常潤，硯時時濕”。這一時期，李贄著作了許多針對時弊的文章。
李贄的言論被統治階級及假道學家、假儒學者視為“洪水猛獸”、“邪端異說”，他們千方百計排擠、迫害李贄。
李贄為官時即處處遇“觸”。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29歲的李贄為共城教諭，與上司、同僚之間的關係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時時發生抵觸。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李贄做國子監博士而遷至南京，因父死服喪三年。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李贄補禮部司務。由於李贄為官清廉，生活幾近無著，他的妻子兒女隻有靠朋友資助才得以生存。然而李贄認為，物質生活的貧困算不了什麼，精神上的貧困才是真正的貧困。李贄深研王守仁（陽明）理學，其結果是，使李贄進一步看清了那些假儒學者、假道學家們的真麵目。
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李贄第一部著作《初潭集》完成。所以稱“初潭”，是因為他是在龍潭落發而得名。萬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贄詩文集《焚書》在湖北麻城問世，更加引起反對派的仇視。
戶部尚書耿定向發動門徒，並雇用流氓，以“左道惑眾”的罪名，發動對李贄的驅逐和迫害。其結果是，李贄不得不離開龍潭到武昌。
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年屆七十的李贄鬥誌愈老彌堅。而此時，又有人欲以“大傷風化”的罪名，想遞解李贄回福建。對於如此威嚇，李贄絲毫不放在心上。飽經風霜的李贄對各種磨難已經達到忘我之境界，對來自各方麵的壓力也泰然處之。
統治階級及假學者見恐嚇不成，便要訴諸武力。他們以馮應京為楚僉事，毀了龍湖寺。這樣，李贄就失去了寄身之地。最後，李贄投奔到知交馬誠所處。
李贄已然考慮到自己最壞的結局，並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蓋人生總隻有一個死，無兩個死也”。但怎樣死？是庸庸碌碌，還是有所作為？李贄用自己不屈的行動、一生的抗爭，做了明確地回答：“有名而死，還是無名而死？是智者自然明白”。正因為如此，李贄顯得那樣超然，那樣與眾不同。李贄大膽揭露、針砭時弊、鋒芒畢現的做法，連他自己的朋友也不能理解。
萬曆三十年（公元1602年），76歲的李贄遭到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的彈劾。無中生有的誣陷，使李贄因此被投之於獄。“不受管束”的李贄無法忍受這種卑鄙的陷害，這個一往無前的鬥士戰鬥到了最後一刻，用獨特的方式——自殺作為抗爭，以此殉自己的學說，並表明自己的堅強不屈。
李贄下獄後，其友馬經倫為其辯冤，在他的陳述中，可見統治階級和假學者們對李贄簡直害怕、痛恨至極，以致誣陷、迫害不擇手段，竟言76歲高齡且落發的“老醜病夫”去“勾引婦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李贄死後，馬經倫將李贄屍體葬於通州北門外馬氏莊迎福寺側，“塚高一丈，周列白楊百餘株”。那傲然挺立的白楊，不正象征著李贄勇鬥不羈、堅強不屈的品格嗎？
忠心感天地捐軀成大義
——史可法之冤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後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名義進攻明朝，明軍節節敗退。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遼東抗金主將袁崇煥被崇禎冤殺後，明朝邊防日下，朝不保夕。之後，後金軍隊在皇太極帶領下，多次揮兵入關，連克明城，逐漸危及明王朝的統治心髒北京。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皇太極在沈陽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為“大清”，時時覬覦、威脅著明王朝的統治。
明王朝此時卻政治黑暗，黨爭激烈，宦官專權，土地兼並，賦稅日重，起義不斷。史可法在風雨飄搖的明朝末期，伴隨著明王朝的衰亡，走上了坎坷的政治生涯。
承恩之誌勤政為民
史可法（公元1602—1645年），字憲之，號道鄰，明末河南祥符（今開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