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變法的成功，譚嗣同已經隨時做好了赴湯蹈火、流血犧牲的準備。當時，譚嗣同等維新派在湖南推行的變法工作，遭到破壞，幾乎全部停頓。麵對朝野內外強大的頑固勢力對維新事業的阻撓和扼殺，譚嗣同感受到在中國實行變法的艱巨性和必要性，因而在進行和平改革遇到破壞時，他又開始尋求用武裝鬥爭的手段改造中國的途徑。
哥老會是清朝具有反清性質的秘密團體，成員來自手工業工人、破產農民、退伍軍人和遊民，他們的首領稱“袍哥”。據記載，湖南是哥老會組織的重點活動地區，約有12萬會員，他們崇尚剛正俠義，經常襲擊劫奪豪強及貪官汙吏的不義之財，而相約不侵擾平民。哥老會組織的特點及其反清宗旨，使譚嗣同為之向往。因此，譚嗣同與唐才常決定按照畢永年提供的線索，聯絡大江南北的哥老會與散兵遊勇，在其內部設立自立會，作為哥老會的領導核心，準備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使這支反清力量發揮作用。並準備在京結納有誌之士，作為接應。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頌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此後，侍讀學士徐致靖於6月13日上奏折向光緒皇帝推薦譚嗣同與康有為、張元濟等。認為譚嗣同具有超絕的天才和無可比擬的學識，忠心愛國，勇於擔當重大的事情，不躲避艱難，不畏懼別人的攻擊和懷疑，在朝廷中可以任命為參謀之官，在地方可以為皇上衝鋒陷陣、製敵取勝。如果譚嗣同等被皇上重用，以備皇上谘詢參與新政或在學堂工作，使他們任教，或開辦譯書局，讓他們從事翻譯工作，一定能做得恰如其分，輕而易舉，很快地顯現出實效來。奏折當天上奏，光緒皇帝當天就有上諭令“送部引見”。譚嗣同接到上諭後，感到光緒皇帝決意變法維新，中國的改革有了希望，國事大有可為，自己的理想就要付諸實現了。他興奮得徹夜未眠。但這時的譚嗣同頭腦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光緒皇帝宣布變法，隻是表明變法的開始，今後的道路會更艱難，麵臨更大的阻力和考驗。離行前，他再三囑咐妻子李閏，要“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喜無悲，聽其自然”。在給時務學堂學生的留言中，他引用佛經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意，寫下了“我不病，誰當病者”的話，從而表明譚嗣同時刻準備為變法獻身的勇敢精神。
在湖南新政蓬勃發展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宣傳變法維新思想，闡發改革主張，勸說光緒皇帝讚同變法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在1896年至1897年初，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為了“去塞求通”，有助於發現和鏟除社會弊端，創辦了一係列報刊，這些報刊成為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和主張，批判並回擊封建頑固派的陣地。比較著名的有徐勤等主編的上海強學會機關報《強學報》（上海），梁啟超任主筆、汪康年任總經理的《時務報》（上海），章太炎任撰述的《經世報》（杭州），章太炎主筆的《譯書公會報》（上海），夏曾佑創辦的《國聞報》（天津）。這些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問世，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
與報刊相呼應的是譚嗣同主持的南學會、時務學堂等全國各地的學會、學堂。在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維新誌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出現的學會和報刊，不但打破了清朝統治者對結社的禁令，在城市知識分子和士紳中初步形成建立民主性團體的風氣，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程度上宣揚了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精神，傳播了西方社會政治理論和自然科學的新知識，培植了平等、自由的思想，從而為變法維新運動擴大了社會基礎。維新派自己創辦的學會和報刊，聯係了一批具有民主意識和變革誌向的知識分子，這是中國國內最早形成的一支自覺的民主力量。在這支力量的帶動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已經形成，封建的傳統思想和頑固守舊的社會風氣受到了巨大的衝擊。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呈遞了《應詔統籌全局折》（上光緒皇帝第六書），請求光緒皇帝正式確定維新變法政策，選拔人才，改革中央政權機構。在這次上書中，康有為再次申述變法的重要性，批駁頑固派對變法維新的種種責難。光緒皇帝對這個奏折非常滿意，把這個奏折放在禦案上，每天都要瀏覽，對於世界各國勝敗興衰的原因更加明了，光緒皇帝實行變法的誌向更加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