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傾斜生產方式”富了國家，富了資本家，卻沒有讓人民受多少益處。而民心思動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主流，日本國內共產主義勢力借著戰後的蕭條迅猛發展，也成了日本政府和駐日美軍的一塊心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這話是孔子說的，但是美國人深深地知道這個道理，“傾斜生產方式”必須要兼顧民生的改善才行。
1949年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見麥克阿瑟解決日本經濟已經捉襟見肘，馬上請來了把底特律銀行家約瑟夫·道奇。
本來想充當救火隊員的約瑟夫·道奇，卻徹徹底底拿一鍋熱油當成了滅火器使用。
約瑟夫·道奇是個很負責任的經濟顧問，他很快趕到日本，為日本“把脈”，製作了一副猛藥。
道奇的“藥方”是這樣的，他看準日本經濟的波動首先是由彙率不穩引起的。再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道奇首先固定了日本的彙率。規定1美元兌換360日元。他希望用這個偏低的彙率穩定市場並擴大對東南亞出口。
針對龐大的財政赤字，道奇製定了“均衡預算案”。他討厭那些與腐敗朝夕共處的各類經濟補貼，要求減少。後來索性停止了“複興金融公庫”的運作。在此基礎上進行稅收體製改革。盡量開源節流，實行抑製總供給的政策。
為了控製通貨膨脹，道奇提出“穩定工資三原則”：規定不得為了增加工資而亂印鈔票；不得調整物價；不得發補助費等內容。
“道奇計劃”被大刀闊斧地執行了，也確有成效。一年後，政府的財政就出現盈餘，通貨膨脹也大為緩解。
但道奇終究是個理論家，他的經濟理論在金融體係完整的美國社會行之有效，但熟不知，當下的日本金融業隻不過是個草莽圈子，任何良性的規則在這裏都會起排異反應，所以麻煩也就緊隨而至。
首先，日本是個還是需要“輸血”的病夫。當政府不提供補貼，不發赤字，又由誰去承擔拉動內需的“輸血”責任呢？更要命的是，1949年美國取消了所有對日本的直接經濟援助！而過分地加強稅收抑製了本已疲軟的投資和消費，商人們不能隨便漲價也就沒了利潤，工人們則馬上麵臨失業。
日本雖然被手術清除掉了毒瘤，卻麵臨著沒有吃喝被餓死的危險。1949年日本出現了大蕭條的經濟景象，工礦業生產出現停滯，全國大興解雇之風，危機四伏。有的企業家也正借著“整頓”之名，拋下包袱，大批解雇工人。而國有企業也好不到哪兒去，號稱“鐵老大”的鐵路部門就解雇工人10萬有餘！
1949年6月，日本鐵路工人發動總罷工，全國鐵路運輸係統隨即癱瘓。要知道日本工會有500多萬成員，鐵路工會隻不過是他的一個分支而已，要是全國聯動，來個串聯發展，吉田茂和麥克阿瑟都給吃不了兜著走。所以，吉田茂內閣緊急向工人發出《警告書》，盟軍總部也宣布禁止罷工。
但是，這種政令對於餓的填不飽肚子，沒有活路的日本工人來說，無疑是火上澆油。很快，就有了惡性事件發生。7月6日淩晨，國鐵總裁下山定則被發現死於鐵路上，身體已被貨車軋得麵目全非。
是麵對工友下崗羞愧難當而自殺？還是他殺？雖然日本有無數如柯南、金田一、毛利小五郎之類的名偵探，但這起案件竟然至今都還是疑案。
而這起惡性事件隻是個開始，隨後鐵路事故接連發生。7月15日，東京西郊的三鷹車站，一輛電車失控，造成6人死亡，14人受傷。7月17日，東北線鬆川車站，由於有人把鐵路道釘拔出，造成一輛旅客列車脫軌，當場3人死亡，30人受傷。要知道，日本鐵路一向是以穩定和安全著稱的，火車到站時間一秒不差，火車晚點都要以事故的形式去處理，就連遭受美國轟炸時，都沒有發生過如此大的事故。
但製造殺人事件和事故的嫌疑人有10萬人之多，怎麼查？不查又怎麼對死難者家屬交代？吉田茂急需把社會矛盾轉嫁給其他的政敵，而他瞄準的目標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日本共產黨，公開指責日本共產黨煽動鐵路工會的骨幹做出的這些惡性事件。
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使得民眾似乎對吉田茂的說辭毫不在意。在鐵路大罷工後，私營企業罷工的高潮開始了，首先是東京芝浦電機公司的工人全麵停工，隨後猶如多米諾骨牌一樣，連鎖罷工席卷全國。日本政府整天忙於應付，盟軍總部對罷工除了出言恐嚇外毫無計策。
日本經濟再次陷入低穀，社會矛盾加劇，這標誌著“道奇計劃”徹底流產。
道奇想要擴大出口，但是要知道整個亞洲都還在二戰的陰雲中，中國大陸在內戰，東南亞比日本還窮，誰會花閑錢買日本的東西？沒有貿易的增長和工資的增長，內需無法拉動，日本經濟何談起色呢？
或許道奇的經濟改革是一項目標深遠的經濟改革，但道奇絕不是一個合格的救火隊員。此刻的日本經濟仍然待在原地不動，原來還能坐著，現在隻能趴著了！
1950年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