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習慣於寫作之後，你會發現寫作經常涉及到記憶的問題。好多年前，我看過美國的猶太裔作家梅勒的一段訪談，別人問梅勒，在文學上最好的訓練是什麼，梅勒說是一個不愉快的童年。當時我看到這個說法，有一點吃驚，是不是所有有過不愉快童年的人都有當作家的潛質呢？我也願意想一想，我自己的童年是不是愉快。之所以我能記住這句話，還是因為這句話有特別能打動我的地方。我最初是有疑問，但隨著我在寫作這個事情上做得比較久比較深入之後，我發現這話說得真是到位，是至理名言。
我們說這個不愉快的童年，實際上說的是童年的記憶。可以這麼說，如果回憶的話，可能每個人都有關於童年的不愉快的記憶。以我個人的經驗和我所接觸的人群的經驗，我發現當我們回憶童年往事的時候，我們更多記起的大概是這些部分——坎坷、惡作劇或者是曾經做過的一些錯的事情，至少是以按照成年視角來判斷，這些事情是錯的。相反，和你今天的觀念沒有太大衝突的那種童年可能較少被記憶，說起來可能也比較乏味。人們在日常交流時講到自己小時候的事情，多半是要講和你今天作為成年人的價值取向有衝突的那部分記憶。
在我寫作之初，那時還很早，大概還是七十年代，我寫過一篇小說叫《早上八九點鍾》，這個名字是取自於我們那個時代的偶像毛澤東的一句話。我們的少年時期就是在背誦毛主席語錄中長大的，毛主席語錄中有這麼一段很有名的話，大家應該也都聽過，“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上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當時這段話還被譜成了歌曲，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已經不是這首歌曲盛行之時，而是在十年之後。
這篇小說寫的是我難以忘記的一段兒時經曆。我兒時最頭疼的問題就是寫作業。現在我老是盯著我兒子寫作業，說老實話，兒子現在初一的課程，我幾乎都已經應付不了，首先外語我不行，數學那些犄角旮旯的題目我也不會解。我現在唯一能勝任的是，他們老師要求每個學生在完成作業之後，要給家長看，然後家長寫一個“閱”字，我所能做的大概就是這麼一件事。不管懂不懂，我每天得把兒子的作業翻一下。
我個人並不以為寫作業有多重要，但是好像學校的老師很看重這個，兒子的老師向我反映情況的時候，一個顯得挺重要的問題就是兒子有時完不成作業，比如星期一早上第一節課，他可能不上課，而在趕作業。我二十多年前寫的這篇小說《早上八九點鍾》，實際上是一個關於寫不完作業的故事，我現在不能說它有多好，不能說它是我自己特別滿意的小說，但它肯定是現在留下來的我最早的小說之一。這篇小說所記錄的就是一種童年的缺憾。
寫作業真是老大難的問題，每次開家長會或者在別的情形下家長去見老師，幾乎從來沒有過別的讓我緊張、讓我感到無法麵對的話題，主要就是完不成作業的話題。我們那時候還不像現在的孩子，作業壓力那麼大，但是還是有作業，有時候也有一定壓力。我寫這篇小說到現在已經二十幾年過去了，而當年寫小說的時候就是寫十幾年前的事，這麼算起來，小說裏的故事和現在已經是隔了三十多年光陰了，那真是我兒童時代的故事了。現在我還能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比如早上一二節課，老師肯定要收前一天布置的作業，這時候我肯定是還沒寫作業，我跟老師說作業忘在家裏沒帶來。老師也是摸透了我，知道我肯定是沒寫作業，老師就說沒關係沒關係，沒拿來就回家去取吧。我們家離學校不算很遠，走路的話大概六七分鍾，老師看看手表跟我說，我知道你家不遠，我給你十五分鍾，你去取來吧。這時候真是難堪到極點，類似的事情有過好幾次。每次情形差不多都是，實際上我的作業也許開了個頭，也許還沒開頭，我先把作業偷偷塞到褲兜裏，然後老師叫我回去的時候，我特別沮喪地走出去，趕緊找一個地方準備盡快把作業完成掉。但是你們可以想象，既然作業在我心理上形成那麼大壓力，我怎麼可能在十五分鍾裏完成作業？絕對沒有這個可能。我從教室裏出去之後就一直得待到下課，下課了，我等老師出來跟他說，我沒完成作業。老師說，我就知道你沒完成作業。類似的情形不止一次兩次。一直到我成年之後，關於我寫作業的往事，我的父母、我的小學老師，後來我們見麵的時候都多次提及。
我剛才講到的《早上八九點鍾》這篇小說，就是寫一次作業沒完成，然後老師到我家家訪，我心裏的恐懼，我要如何麵對父母——因為我們家崇尚皮肉教育，孩子有過錯就得挨揍。今天我也繼承了這個傳統，我兒子雖然不像我小時候挨打那麼頻繁，但是偶爾也免不了挨打，我們家是實行體罰的。那次家訪之後，老師看出了我們家這種情況，老師跟我父親說，這樣吧，讓馬原到我家裏去坐一坐。老師要帶學生去老師家裏，家長肯定很高興，肯定不反對。我跟老師回家，本來以為老師還是會一直板著臉訓我，可我到老師家以後，她把我放到一個房間裏就不來管我了。那個房間裏有一書櫥的書，那是在我腦子裏第一次有這樣的概念，一個家庭裏居然可以有整整一書櫥的書，而且全都是——我當時不管它們叫小說，我叫它們故事書——一書櫥都是故事書，因為這位老師是語文老師。老師平時很威嚴，也不很年輕，當時和我母親年齡差不多，我從來沒見這老師笑過。但是我去她家裏，我發現她和家人、和丈夫孩子在一起的時候是非常快樂的一個人，這個給我印象特別深。她叫我自己隨便翻翻書櫥，我後來在書櫥前麵一待就待了三個小時，一動都沒動。臨走時，我問老師借了三本書，一本叫《第四高度》，蘇聯小說，是那種很有積極教育意義的小說。一本叫《普通一兵》，寫一個蘇聯英雄的故事。還有一本是凡爾納的《地心遊記》。應該說，從那個年齡開始，我養成了讀小說的這種習慣。後來我把這篇小說完成之後，把它題獻給我的那個老師，關老師。盡管現在到大學裏，我有一點臉紅，我沒有很高的學曆，我隻有學士學位，但是在我同齡人之中，我書讀得並不少，因為我比多數人多讀了一個中專。說這些都是閑話，但它跟今天我要講的話題其實還是有很直接的關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大概經常忽略記憶，然而很有趣的是，記憶跟寫作的人關係特別親切。
在前麵的課上我說過這麼一個現象，大家可能覺得這沒什麼異常，實際上絕對是異常的。就是同一件往事，不同當事人的記憶經常會各自不同，尤其是童年記憶，你自己的記憶和你媽媽經常會和別人談起的你的往事會不一樣，或者由於這種差別，你們還可能會爭辯，各自堅持自己的記憶是正確的。類似的情形更多地出現在一個特殊關係裏——夫妻關係。我們在生活中看到的夫妻間關於往事的爭吵，基本上都是各執一詞，而且他們這種爭吵的焦點通常隻是雞毛蒜皮的事。我說的往事是相對爭吵當時而言，我們經常會聽到一個說，你在什麼什麼時候是怎麼怎麼說的。然後另一個說，我才不是那麼說的，我是這麼說的。然後前邊這人說，你看你現在因為什麼什麼就不承認了。另一個說，我根本沒那麼說過，我為什麼要承認？——經常會出現這種情形。這就是我剛才提出的問題，為什麼麵對同樣的往事，而不同的當事人會有各自不同的記憶？實際上記憶對我們的寫作，尤其是對於虛構寫作，有它特別要緊的、特別不可或缺的意義。回頭看一下，絕大部分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成長創作，其中特別有名的、也是經常被列到推薦書目之首的成長小說是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還有一部有巨大影響的是毛姆的《人性的枷鎖》。在很多年以前，在我還沒有很好的職業心態的年齡，我曾經覺得涉及很大場麵和很多人的寫作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最初的寫作肯定是和個人記憶、和個人有限的經曆有關，差不多可以這麼說，最初的寫作一般總是帶有很強的自傳性質，而這種自傳的成分很大程度上就是來源於個人記憶。
《人性的枷鎖》被翻譯進來也比較早，這是毛姆部頭最大的一部小說。當時我看它的時候就有些奇怪，首先它是世界名著，但它又不是我們慣常讀到的毛姆——把傳奇寫得妙趣橫生充滿幽默感，不是那個毛姆。《人性的枷鎖》的主人公差不多是一個完全低能、受虐的角色。當時我看這部小說，老覺得心裏堵得慌，我也沒覺得這部小說有多好。小說譯本的出版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讀它也有二十年了，今天我回過頭來看，可能因為我特別鍾愛毛姆，在過來的這二十年裏，毛姆一直是我閱讀最多的小說家之一，我自己的經驗、閱曆在二十年中發生了很多變化之後，現在我能體會了，一個幾乎就是寫受虐的、看上去心裏特別窩囊、特別不舒服的小說，它為什麼是世界名著。從另外一個角度，這部小說也讓我理解了——為什麼我們的童年記憶，其中最有趣的、最能讓人經常記起的是不幸的部分，就是開始我說到的梅勒的一句話，一個不愉快的童年或者是一個不幸的童年。
就像我自己多次說過，我特別不能忍受那種人生——一生順風順水，幾乎從沒經曆過任何波折，走到哪一步，他的“順利”都讓人特別羨慕。我小學到初中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我們少年時代尤其是我們這幫男孩，特別崇尚體育，我這個同學從小學開始就在體育方麵特別強，他在全校不是跑得最快也是前三四名這樣的。我跟他是同班同學，我們倆關係特別好，他力量也比我大得多，當時我比較矮，而他個子挺高，是比較早熟的那種。我們上中學的時候，就開始有紅衛兵，那是個唯成分論的時代，我出身不好，千方百計想當紅衛兵也沒當上，而他是第一批紅衛兵，是紅衛兵團的委員，後來又是專政隊的成員。當時紅衛兵的核心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隊，是專門維持秩序、專門要指揮別人的這麼一種機構。初中的時候，他就進了專政隊。然後我們又趕上了知青年代，到我們那一屆就不是全部都要下鄉了，因為城市裏有一些就業崗位需要中學生，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可以留在城市裏當工人，他就是在那三分之一裏麵。我要準備下鄉臨走的時候，我自己挺感傷的，當時我身體也不夠強壯不夠自信，而且我自認為心智成熟比較晚，比同齡的孩子要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