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對中國小說來說是個特殊的年份。
在此之前的六年，中國文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史稱“新時期”。“新時期”起於一九七五年，止於一九八九年。而一九八五年剛好將新時期一分為二。
前麵六年，由於中國剛剛從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所以文學恰逢其時，承擔了記錄這一段曆史的特殊使命。當時在中國，幾乎所有識字的人都在如饑似渴地讀小說，借以了解所有其他人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經曆的各種各樣離奇古怪的事情。由閱讀催生了巨大的寫作需求，有太多的人選擇寫作為職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時中國至少有數千家雜誌，許多著名的雜誌發行量都有數十萬冊之巨，有數家雜誌甚至超過百萬冊。
當時公眾（讀者）還停留在對內容的關心上，他們更希望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是一段必然的時期。這段時期，中國文學產生了若幹標誌性的流派，如“傷痕文學”——以揭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傷痛為主；如“反思文學”——以回溯和思考那段曆史為主；“知青文學”——以記錄數以千萬計的城市學生上山下鄉經曆為主；等等。一句話，寫什麼——是那個時代的作家們最關心的。
可是一九八五年，一切都不同了。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都對多年一成不變的小說形式產生了強烈的抵觸。一個一個似曾相識的小說故事讓人們覺得乏味。一場對於小說形式的革命勢在必行。忽然，在中國影響巨大的《上海文學》雜誌於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推出了小說《岡底斯的誘惑》。《人民文學》雜誌也接二連三推出《透明的紅蘿卜》、《白色鳥》、《你別無選擇》、《無主題變奏》等一批奇形怪狀的小說。中國文壇一下熱鬧起來。
這些作家的名字是馬原、莫言、何立偉、劉索拉、徐星。他們的小說一下引來了廣大讀者的驚詫和批評家們的驚世駭俗之說。有敏銳的批評家馬上發現——這些作家與他們之前的作家有本質不同。前麵的更關心寫什麼，而他們關心的是怎麼寫。而且，他們的故事已經不再對十幾年以來的民族苦難津津樂道，他們似乎更關心眼下的喜怒哀樂；或者回望童年，尋找故鄉和往事。文化大革命似乎被他們冷落了。
更有意思的，這些作家筆下的故事不再像先前的故事那麼苦大仇深，不再那麼煽情，不再那麼有頭有尾結構完整嚴謹。他們的故事變得支離破碎，經常給人以散亂的印象。同時，他們的故事也缺少了那種讓讀者升華的元素，缺少了對讀者啟迪和訓誡的氣息，甚至缺少了傳統意義的審美。讀者會從他們的小說中讀出作者的猶豫不決和優柔寡斷。讀者覺得——那些作家不再像上帝一樣高高在上，不再崇高神聖。作家似乎來到他們身邊，他們可以平視他，甚至可以俯視他。讀者會覺得自己似乎也可以走進小說，因為小說與他們的日常生活何其相似。對讀者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受，自然也相當奇妙。
更為有趣的——先前已經成名的一些作家如王蒙、韓少功、王安憶等也都易弦更張、另辟蹊徑。他們的小說麵目一新，變得奇特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