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曾在西藏生活了七年，在那裏創作出了最重要的作品，在西藏當記者和編輯的那段時間裏讓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馬原：那麼多年，在那裏寫了幾十萬字的東西，感觸肯定很多了。比如，我寫《虛構》的時候，我就去了麻風村。麻風村是人類的禁地之一，我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可能是活人裏麵少數進過麻風村的人。麻風村實際上就是我家隔壁的一個醫院，一個麻風病醫院，說是醫院，它其實就是一個村落。我去的時候那裏幾乎沒有醫生，就有一個院長和一個副院長，副院長相當年輕，還有個支部書記也是清掃工，這個醫院離麻風村有六七公裏，在另外一個村落。麻風村裏沒有一個醫護人員，完全是一個禁地，在裏麵你完全看不到什麼活人的氣息，也許他們還活著，但是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一點生命的跡象。
記者：近幾年有沒有去西藏？
馬原：我最近一次回西藏是一九九九年，高山反應很嚴重，可能身體是主要原因，因為人胖了，體重大的人在西藏是有問題，高山反應和人的質量是成幾何級數增長的。今年本來有個大的電視片計劃，就是吉林電視台和中央電視台合作做一檔節目“回家”，我去西藏就是我回家，李杭育去富春江，他寫的是葛川江也可以稱之為回家（記者：也就是說心靈家園？）對，對，心靈家園，差不多，像梁曉聲回黑龍江也算是回家。今年本來和我商量是暑假做我的這檔節目，一部分原因是我時間比較緊，另一部分也就是我心裏有畏懼，回去的話會有很強的心理障礙，所以最後還是取消了。
記者：有這樣一種評價，說是馬老師你的《岡底斯的誘惑》、馬麗華的《藏北遊曆》、紮西達娃的《西藏，係在皮繩扣上的魂》這三部作品被認為是西藏文學無法超越的高峰。你對這種評價以及其他兩位西藏文學作家有什麼看法？
馬原：他們二位都是好朋友，我們差不多都是在八十年代，在拉薩，度過了我們一生中最難忘的歲月。當然不止他們，八十年代在西藏還有一大批出色的作家，色波，金誌國，劉偉，李啟達，詩人吳雨初，裕固族詩人賀忠……那時候有那麼一大批卓越的作家，他們一起撐起了西藏文學的最好的時代，這片天空是這麼多人一起撐起來的。當然還有其他很多人，因為我不可能一下子都想起來。我想隻不過是馬原、馬麗華、紮西達娃這幾個名字更為大家熟悉而已。不管怎麼說，八十年代，除了是中國文學的黃金年代，它當然也是西藏文學的黃金年代，也許西藏曆史上從沒出現過，以後也許再也不會出現那麼輝煌的一個文學盛況。真是盛況空前，那麼多好作家在那段時間裏集聚在拉薩。
記者：你認為西藏文學再也不會出現像八十年代那樣的盛況了？
馬原：非常難，因為文學是一種相對過時的藝術樣式。日後我們會發現，文學在公眾生活中的作用、意義和價值都大幅度減弱。過去沒有進入媒體時代的時候，文學可以借助有限的媒體生成、長大、輝煌，但是到了媒體時代，文學在媒體傳播中會是一個有若幹局限的藝術樣式，它不特別適合媒體傳播，哪怕是紙媒。現在在紙媒上我們看到了大量的圖版，（記者：你是指讀圖時代？）對，讀圖時代已經到來。因為媒體過分發達，使圖的大量傳播、便捷傳播成為可能。因為文學畢竟首先是文字的，然後才是文學的，而文字在這個傳播的轉換中要走一個相對複雜的迂回的過程，實際上在文學自己的黃金時代裏，這個過程也是使它自己越發完善越發複雜越發精美的一種力量，人們要克服這個傳播上的障礙，通過文字去抽象想象。這個迂回的過程也是文學發展的一個動力，它使文學變得那麼複雜那麼強大。現在的網絡、電視使得圖像傳播太便捷了。所以我說文學的領地勢必被圖大幅度取代。前些年我們為舞蹈藝術家們悲哀，我們發現童子功的舞蹈藝術，居然淪為那些拿過話筒就唱歌的人的伴舞，那時候大家就為純藝術讓步於通俗藝術而悲哀。那時候我們就自我嘲弄，說以後我們是否要淪為寫說明書，寫解說詞？但是現在確實有太多作家說是在寫說明書，寫解說詞，我們看到現在有一些電影，還有劇本嗎？我是說有些大製作的電影，劇本在裏麵算是什麼？隻要有視覺轟炸，劇本在裏麵微不足道。日後這樣的現象可能越來越極端化，圖越來越會侵襲字的領地。我們這些寫字的人，搞文學的人按原來的概念實際就是寫字的人，劉震雲就特別喜歡“我們是寫字的人”這種說法。我們寫的字現在會讓你非常悲哀，你發現現在有那麼多作家都在給電視片寫解說詞。所以我說，不但西藏文學不會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輝煌，中國的文學甚至整個世界的文學都不會再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輝煌了。屬於文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