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章 發展:人口位勢與資源平衡的上(1)(1 / 3)

國際戰略

在一個國家裏,人口是經濟發展中最活躍、最有動力的要素,但其生產和生活的需求是要與資源的供給相平衡的。尤其是在人口達到一定規模的城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其人均GDP不斷增長,需要在工業、交通、能源、城市建設等方麵不斷地投入和建設。另外,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著要消耗越來越多的各種資源。那麼,中國未來的人口位勢會如何,資源需求方麵會有什麼樣的變數,怎樣從國際視角謀劃中國未來人口與資源的發展戰略,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不戰自敗:中華民族規模萎縮和身體素質下降

從長遠看,中華民族未來可能要麵臨一個嚴重的危機,即人口結構快速老齡化,人口規模急劇縮小,轉基因等現代技術食品影響人口的生育和素質。擁有幾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過去沒有被列強的武力侵略所打倒,但極有可能因為發生上述災難,在現代工業和科技時代被削弱國力。如果是這樣,中國與世界上主要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甚至印度等國的競爭和較量中,將不戰自敗。

(一)適度人口爭論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製定

就中國人口增長及規模與經濟發展、生態環境資源的關係,學術界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和爭論。一種是人口增長有益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理論,認為生產力的各要素中,人是最能動和最寶貴的資源;人口越密集的地區,經濟越發達,就業機會越多;而技術進步會擴展資源、生態和環境的空間,擺脫生產力水平低下對人口容納的束縛。另外,由於人們觀念的改變、家庭預算的約束,結合先進的現代生育技術能實現對人口增長率的自動調節。因此,不應當強製用行政手段抑製人口的增長。另一種是人口應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平衡的適度人口理論,即人口規模超過資源、生態和環境的容量,會形成嚴重的就業困難、交通擁擠、饑餓、貧困、資源枯竭、生態破壞和環境汙染等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問題。據此,需要抑製人口增長,使之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和生態環境相適應。理論上的這種爭論,在政治執行力較強的國家,往往會變為政策,並對實際的經濟和社會格局形成非常大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正式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其出台的背景並不是因為人口多而造成了生態環境資源緊張,當時的生態環境比現在要好,許多資源也沒有進行大規模開發。其出台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加上“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大規模返城引起了就業困難,糧食等供應短缺等社會問題。究其原因,是自然的人口增長與長期體製問題造成的生產力低下、就業容納有限等等之間的矛盾,促成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出台。

中國這30多年快速的經濟增長及達到世界經濟規模第二的位勢,最為根本的就是其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和優秀的民族素質。從發展的動力來看,13億多人口,將近10億的勞動力資源,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119636790人。良好的人口素質和教育,是中國經濟發展根本支撐;13億多人口的消費,使得中國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有其廣闊的市場需求;數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作為原來生活水平較低的民族,中國每向更高一台階的水平邁進,都會形成巨大的經濟規模。如中國2012年的人均GDP隻有6094美元,而美國是49802美元,與之相差很大,但中國13.54億人口的GDP總規模則達到了8.24萬億美元,排在美國之後,位於世界第二。

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一種理論如果被轉化為政策,並且使之極端化,往往會給人類自身帶來災難性的後果。30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短期內是有利的,但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極其嚴重,甚至從長遠看,將可能會為此付出災難性的代價。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行了30多年,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低成本高生育率的農村自然經濟基本解體,城鄉家庭小型化,生活來源市場化和貨幣化,以及伴隨著上漲的物價,成本約束生育成為了最有效調節生育率的途徑,各種各樣的計劃生育技術也為此提供了條件。實際上,城市化和市場化對人口生育下降的自調節作用,從改革開放初的20%左右,已經上升到現在的80%左右。而另一方麵,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由於其部門和從上到下體係的工作人員越來越多,而且社會撫養費又與其部門利益,甚至工作人員的個人利益關聯度高,計生政策的執行並沒有隨著經濟社會自動調節作用的加強適當弱化;相反,則越來越強硬。

(二)計生政策已經形成災難性的初始格局

由於中國人口結構老齡化,可能會出現人口規模長期萎縮的境況,進而導致經濟增長遠期低迷、青年人減少使經濟活力下降,養老負擔沉重,債務高企等困境,甚至可能會使國家財政、金融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