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戰略
在一個國家裏，人口是經濟發展中最活躍、最有動力的要素，但其生產和生活的需求是要與資源的供給相平衡的。尤其是在人口達到一定規模的城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其人均GDP不斷增長，需要在工業、交通、能源、城市建設等方麵不斷地投入和建設。另外，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著要消耗越來越多的各種資源。那麼，中國未來的人口位勢會如何，資源需求方麵會有什麼樣的變數，怎樣從國際視角謀劃中國未來人口與資源的發展戰略，需要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不戰自敗：中華民族規模萎縮和身體素質下降
從長遠看，中華民族未來可能要麵臨一個嚴重的危機，即人口結構快速老齡化，人口規模急劇縮小，轉基因等現代技術食品影響人口的生育和素質。擁有幾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過去沒有被列強的武力侵略所打倒，但極有可能因為發生上述災難，在現代工業和科技時代被削弱國力。如果是這樣，中國與世界上主要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甚至印度等國的競爭和較量中，將不戰自敗。
（一）適度人口爭論及計劃生育政策的製定
就中國人口增長及規模與經濟發展、生態環境資源的關係，學術界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和爭論。一種是人口增長有益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理論，認為生產力的各要素中，人是最能動和最寶貴的資源；人口越密集的地區，經濟越發達，就業機會越多；而技術進步會擴展資源、生態和環境的空間，擺脫生產力水平低下對人口容納的束縛。另外，由於人們觀念的改變、家庭預算的約束，結合先進的現代生育技術能實現對人口增長率的自動調節。因此，不應當強製用行政手段抑製人口的增長。另一種是人口應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平衡的適度人口理論，即人口規模超過資源、生態和環境的容量，會形成嚴重的就業困難、交通擁擠、饑餓、貧困、資源枯竭、生態破壞和環境汙染等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問題。據此，需要抑製人口增長，使之與經濟社會發展、資源和生態環境相適應。理論上的這種爭論，在政治執行力較強的國家，往往會變為政策，並對實際的經濟和社會格局形成非常大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正式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其出台的背景並不是因為人口多而造成了生態環境資源緊張，當時的生態環境比現在要好，許多資源也沒有進行大規模開發。其出台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加上“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大規模返城引起了就業困難，糧食等供應短缺等社會問題。究其原因，是自然的人口增長與長期體製問題造成的生產力低下、就業容納有限等等之間的矛盾，促成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出台。
中國這30多年快速的經濟增長及達到世界經濟規模第二的位勢，最為根本的就是其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和優秀的民族素質。從發展的動力來看，13億多人口，將近10億的勞動力資源，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119636790人。良好的人口素質和教育，是中國經濟發展根本支撐；13億多人口的消費，使得中國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有其廣闊的市場需求；數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作為原來生活水平較低的民族，中國每向更高一台階的水平邁進，都會形成巨大的經濟規模。如中國2012年的人均GDP隻有6094美元，而美國是49802美元，與之相差很大，但中國13.54億人口的GDP總規模則達到了8.24萬億美元，排在美國之後，位於世界第二。
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一種理論如果被轉化為政策，並且使之極端化，往往會給人類自身帶來災難性的後果。30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短期內是有利的，但造成的不利影響也極其嚴重，甚至從長遠看，將可能會為此付出災難性的代價。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實行了30多年，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農村勞動力和人口逐步向城市轉移，低成本高生育率的農村自然經濟基本解體，城鄉家庭小型化，生活來源市場化和貨幣化，以及伴隨著上漲的物價，成本約束生育成為了最有效調節生育率的途徑，各種各樣的計劃生育技術也為此提供了條件。實際上，城市化和市場化對人口生育下降的自調節作用，從改革開放初的20%左右，已經上升到現在的80%左右。而另一方麵，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由於其部門和從上到下體係的工作人員越來越多，而且社會撫養費又與其部門利益，甚至工作人員的個人利益關聯度高，計生政策的執行並沒有隨著經濟社會自動調節作用的加強適當弱化；相反，則越來越強硬。
（二）計生政策已經形成災難性的初始格局
由於中國人口結構老齡化，可能會出現人口規模長期萎縮的境況，進而導致經濟增長遠期低迷、青年人減少使經濟活力下降，養老負擔沉重，債務高企等困境，甚至可能會使國家財政、金融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