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民幣升值的課題還需認識到的第二個方麵是，人民幣升值對於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是一把雙刃劍，有利亦有弊。其中有利的方麵在於，人民幣可以利用升值的過程逐步實現區域化和國際化，從而成為主要貿易夥伴國家甚至全球的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如此將有效降低中國企業對外貿易中的貨幣彙兌成本；此外，我國對石油、鐵礦石等資源的進口需求正與日俱增，人民幣升值可直接降低勞務、技術和資源類產品的成本；人民幣本身幣值的穩定、持續升值和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將使其在世界貨幣體係和國際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增強，提升中國在世界金融體係中的話語權；人民幣升值還有助於中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對落後產業形成倒逼壓力，促進“調結構”的步伐。
對國內外本幣彙率升值影響的實證研究結果，為人民幣升值有助於我國經濟實現平穩增長和結構轉型的觀點提供了佐證。如張帆、餘淼傑（2011）的研究發現，2005—2008年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外向型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活動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麵影響，但不同類型的企業所受影響亦不同——其中從事一般貿易、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所受負麵衝擊較大，出口加工型（特別是進料加工型）企業所受負麵影響較小，而原料進口型企業則有正麵影響；在漸進式的升值過程中，我國企業對彙率風險作出了反應並表現出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我國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而張斌（2011）對德國和日本的曆史研究也表明，其本幣升值對該國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存在正效應。
人民幣升值同時也存在較多不利因素，這在張帆等人的實證研究中已經有所涉及，譬如人民幣升值將直接造成紡織等產業的產品的外幣名義價格上漲，產品競爭力被削弱，從而抑製其出口規模擴大；主要勞動密集型產業由於彙率升值加劇了名義工資等成本的提高，在國內生存困難，因此向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或地區轉移，造成國內工作崗位減少、就業壓力增大；鋼鐵等產業在日常投資、貿易活動中麵臨彙率風險，即由於彙率升值的趨勢和訂單時滯等因素，可能造成投資和生產中產生在原料以外幣標價較高時購入、製成品以外彙標價較低時出口的問題，結果造成利潤空間被擠占、企業財務利潤減少，甚至發生虧損；我國此前長期貿易不平衡形成的巨額貿易順差，堆積了大量外彙儲備，由於本幣幣值的上升，導致外彙儲備的賬麵價值不斷貶值，造成巨額損失。
然而根據盧邁（2011）所總結的觀點，其中認為對人民幣升值的弊端的認識存在一定的誤區。譬如，中國外彙儲備盡管由於外彙升值會造成一定的賬麵損失，但隻要不兌換，就不會發生實質性的損失；因此外彙儲備的管理一方麵需要做好投資回報的管理，另一方麵是控製增量。此外，彙率調整也不會對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造成實質性衝擊，比如“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等行業能夠有效吸收人民幣彙率升值的衝擊。而黃益平、陶坤玉（2011）的模型測算則表明，即便人民幣在過去的幾年中不升值能夠使得中國的實際GDP有所增加，但同時也會加劇通貨膨脹問題，造成工人實際工資下降、經常項目失衡加重，因此合理的、漸進的人民幣彙率升值對我國總體社會福利是利大於弊的。
但無論利弊如何，人民幣升值都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客觀趨勢，我們應當積極麵對、主動采取應對措施，而非被動、被迫接受。這一點上，東亞其他國家的前車之鑒給了我們很深刻的教訓和經驗。
在當前全球化不斷深化、投資與經貿合作範圍與規模不斷擴張的背景下，由於發達國家經常項目往往承受長期逆差，因此發達國家處於改善自身貿易條件的目的，常常提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盡快大幅度升值。此前最為有名的曆史案例即為20世紀80年代美國逼迫日本、德國等國家簽訂的廣場協議，協議主要目的在於督促日本和德國政府大幅度提高其本幣對美元的彙價。然而廣場協議簽訂後數年中，日本經濟泡沫先迅速膨脹，隨之猛然破滅，日本經濟旋即陷入長達20餘年的低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