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和貿易規模在世界GDP總量和貿易總規模中的比例日益增大，中國與世界經濟投資及資金往來規模越來越大，而且隨著中國逐步推進資本賬戶可兌換、資本賬戶開放等改革，中國金融體係與世界主要國家金融體係聯係將日益加深。近年來中國實施人民幣貿易結算、離岸金融市場等金融體係改革，有力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前行。在此背景下，如何保證國內貨幣金融體係在開放過程中能實現長期發展的安全性，成為中國國際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中國金融體係麵臨的風險
觀察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曆史，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就是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而對外開放的重心則放在了貿易與投資之上，而在金融領域的開放則十分謹慎。實踐證明這一做法具有戰略上的正確性。然而時至今日，實體經濟與金融體係開放的非同步性在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主動性的同時，也逐步體現出被動的一麵。
首先，從金融國際競爭的角度來看，中國國內金融服務業正在逐步開放，外國銀行的戰略投資者也進入中國，中國國內金融業雖然具有本土優勢，但在多年國有經濟嗬護下的成長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缺陷。2011年7月，英國《銀行家》雜誌發布的全球1000家大銀行排行榜顯示，國際銀行業總體業績繼續複蘇，資產與資本總額都再創曆史新高，中國銀行業入榜數量達到了101家，總資產超過了10萬億美元，占全球10.8%，體現了中國銀行業的快速發展。但銀行業的核心競爭力與國際同業相比差距仍然比較明顯，中國銀行業在淨息差、多元化經營、核心資本充足率、跨境發展與全球服務水平等方麵的核心競爭力依然較為薄弱，隨著未來《巴塞爾協議III》的執行，中國銀行業在降低杠杆率等方麵將麵臨重要挑戰，特別是中國仍然是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係，商業銀行與發達國家銀行業存在不同的金融環境，由此將決定了其特殊性和競爭力的差異。
其次，中國通過多年的對外貿易發展，外彙儲備已經累積到天文數字，並且還在飛速增長，無論是美元、歐元還是日元等資產，在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低迷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資產縮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美元通貨膨脹的壓力急劇增加，導致中國外彙儲備的安全性受到威脅。金融危機之後各國經濟呈現複蘇增長態勢，但新的事件特別是美歐主權債務風險升級構成全球經濟減速的重要因素。歐債危機不僅導致希臘等危機國家陷入深度衰退，而且呈現向歐元區核心國家、東歐外圍國家、金融資本市場蔓延傳染的現象。美國主權信用喪失“AAA”評級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外彙市場劇烈波動，顯示了美債風險變化對金融資本市場、國際貨幣體係穩定性的潛在溢出效應，直接威脅中國持有的外彙資產安全性，債務貨幣化的問題也加大了外彙資產的風險。
再次，隨著中國大國經濟的快速追趕，人民幣缺乏靈活性引發外部升值施壓，甚至將人民幣彙率政治化。自2001年，外部市場出現的人民幣彙率低估論以來，關於人民幣升值問題的討論目前已經超過十年，人民幣彙率爭議伴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而逐步深化，人民幣彙率單邊升值預期構成近年來人民幣彙率市場的基本形態。在中國彙率漸進式改革的政策下，人民幣彙率升值幅度“不夠”或者人民幣彙率形成機製非市場化成為外國政府施壓的對象（陳建奇，2012）。對於中國而言，人民幣升值將直接導致中國出口戰略的穩定實施，涉及實體經濟增長和就業問題的解決，如何在保障本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處理好與人民幣彙率問題相關的大國經濟和政治關係，成為考驗中國未來經濟治理的重大議題。綜上來看，中國目前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了一個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積極參與創建亞洲單一貨幣，還是使人民幣成為獨立的國際貨幣。如果把金融自由化比作一條河，那麼我們一隻腳已經踏進去了。水究竟有多深我們不清楚，河有多寬也不太清楚，過河途中會不會風平浪靜，水中的生物是否危險凶殘，這一切都是疑問。
最後，國際遊資有可能衝擊逐漸開放的國內金融市場。隨著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逐步放寬金融業的進入限製，擴大了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從而形成了全球化的金融市場。在這一國際金融大市場中，發達國家的遊資達數十萬億美元，每天全球跨境流動的資金超過萬億美元以上，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風暴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都是由於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投機活動衝擊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有力證據（尹正萍，2002）。隨著中國經濟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深，金融市場的開放也勢在必行，尤其是當經常賬戶開放與資本賬戶管製的非均衡政策未來將出現調整的情況下，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國際間貨幣合作的風險也在增大，特別是由於中國金融體係實力相對較弱，立法不健全，參與世界競爭的經驗不足，可能會使得國際金融的投機行為獲得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