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周書》
先秦史籍。本名《周書》，隋唐以後亦稱《汲塚周書》。今本全書10卷，正文70篇，其中11篇有目無文，42篇有晉五經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贅“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與《尚書》序相類，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記事之時代早晚編次，曆記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厲王及景王時事。
書之來曆，漢劉向、《隋書·經籍誌》及劉知幾《史通》皆以為是孔子刪削《尚書》之餘篇。今人多不信從，而以為是戰國人所編；各篇寫成時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戰國，另有個別篇章，可能還經漢人改易或增附。如《時訓》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氣，與漢以前曆法相左。該書在漢代已散佚不全。劉向校書，即謂存者45篇。今傳60篇本，蓋又經後人改編。有人認為今本蓋後人合舊本與晉太康間汲塚所出之周書而成，故有《汲塚周書》之名。但多數人認為稱今本《周書》為《汲塚周書》，是一種誤解。
《逸周書》內容龐雜，各篇體例不盡一致，性質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訓》《命訓》《常訓》，皆以王者師的口吻，講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講救助災荒的措施與製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稱》《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順》、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紀》，均類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維（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開頭，記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記伐商前後事。如《酆謀》記伐商前的準備，《和寤》記伐商途中事，《克殷》記克殷的經過及善後，《世俘》主要記伐殷戰果，《商誓》主要記武王訓告商舊臣諸侯之辭，《度邑》記周公規擬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記營建成周之緣起及成周之製。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關天文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時訓》記一年中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時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諡法》言給諡的法則。第五十八篇《官人》與《大戴禮記·文王官人》文同而人異（《大戴禮》為文王與太公望，此為文王與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會》，記成周之會的盛況及各方貢獻。第六十篇《史記》，記曆史上諸王國滅亡的原因與教訓。第六十二篇《職方》，即《周禮·夏官·職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記芮良夫訓誡厲王之辭。第六十四篇《太子晉》，記周景王太子晉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則又稱為韻語，純係說教。
今存59篇中，屬於或基本屬於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門》《祭公》《芮良夫》等篇。這些篇記事當較可靠，此外，《度邑》所記之事在周初銅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記，朱右曾以為“非親見者不能”，也當有較可靠的根據，此二篇皆為《史記·周本記》所采用。即使時代較晚各篇，也有研究價值，如《度訓》等篇對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淵源，《程典》等篇對於研究古代倫理思想，類兵家言的幾篇對研究先秦兵家，《王會》對於研究古代少數民族的分布及民族關係，均有特殊意義。
由於《逸周書》部分內容及思想與儒家道德理論相違背，其書迄清代一直不甚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脫誤嚴重。今傳世本有十餘種，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興路學宮刊本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叢刊初編》所收為明嘉靖間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間盧文弨合眾本校刊，是為抱經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數家，以朱右曾《周書集訓校釋》流傳最廣，然其注較簡，且說多本丁宗洛《逸周書管箋》。另有潘振《周書解義》、陳逢衡《周書補注》、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及王念孫《讀逸周書雜誌》、俞樾《周書平議》、孫詒讓《周書斠補》、劉師培《周書補正》和陳漢章《周書後案》，均可參考。
《春秋》
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按年記載了春秋時魯國從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間（前722～前481或前479）的曆史大事。該書略有殘缺，尚保留一萬六千多字。其紀年依據魯國，記述範圍卻遍及當時整個中國。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天文氣象、物質生產、社會生活等諸方麵，是當時有準確時間、地點、人物的原始記錄。如它記載的37次日食，就有30次同現代天文學推算完全符合，證明《春秋》確是當時信史，絕非後人所能杜撰。
舊說《春秋》為孔子所作。但近代學者研究證實，它應為魯國曆代史官世襲相承集體編錄。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傳，並已具備約定俗成的一套傳統義例，即所謂“書法”。當時晉、齊、楚、宋等國均有這樣的史官建置和類似的史書編著，其體裁及“書法”也大體一致。《春秋》所以能記載各國大事，就是這些史官相互通報的結果。另外，《春秋》中有違反“書法”、為權位開脫罪責的曲筆諱飾之辭，也有與孔子觀點相反的記載，還有一些缺文訛誤，甚至記錄了孔子的生卒年。這些都說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論語》《左傳》中都記有孔子對春秋時代曆史人物、事件的評述，可見這是孔門弟子研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時正值社會劇變，禮壞樂崩，“天子失官”之時，原屬官府掌管的《詩》《書》《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間，成為孔門教學的寶貴資料。將世代相傳的國史《春秋》作為教材，轉抄流布，大約便是孔門後學所為。傳說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為擅長《春秋》的大師，而將孔子生卒記人《春秋》也當出於孔門後學對先師的敬意。孔子雖不曾編寫過《春秋》，但講述研習《春秋》卻應肇端於孔子。
現存《春秋》分別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傳經文大同小異。《春秋》經文極為簡略，每年記事最多不過二十來條，最少的隻有兩條；最長的條文不過四十餘字，最短的僅一二字。顯然這隻是若幹曆史事件的目錄標題。這是由於當時的曆史尚以史官口述為主，文字記載僅屬起提示作用的備忘錄。《春秋》雖然簡短，卻記載了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從而賦與史官的口頭講述以信史價值，這已是史學發展上的巨大進步。然而由於《春秋》敘事過簡，亦被後人譏為“斷爛朝報”。《左傳》以大量翔實豐富的史實；彌補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麵，《春秋》又具有不可與《左傳》等同的意義。漢以後，《春秋》被尊為孔子編撰的聖經，在政治上、學術上處於至高無上的尊位。曆代不少儒生對它曲解依托，盡情發揮，使它在經學和史學領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麵都產生過重大影響。
《左傳》
舊說與《公羊傳》、《穀梁傳》同為解釋《春秋》的三傳之一，實為記載春秋曆史的重要史學名著。亦稱《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傳為春秋末魯人左丘明作，實際成書時間當在戰國中期。春秋時中國已有專職史官用簡練的文字記錄重要史事的綱目，《春秋》就是流傳下來的一種。另有稱為瞽矇的盲史官，記誦、講述有關這些題目的具體內容及遠古傳說，口耳相傳以補充和豐富文字的記載，左丘明即為瞽矇之一。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魏國的孔門後學以《春秋》為綱，依據瞽矇的講史記錄《國語》和當時尚能2258見到的其他典籍《夏訓》《商書》《周誌》《鄭書》等，編成了《左傳》這部豐富多彩的中國古代編年史。從內容來看，該書應屬戰國中期作品，不可能成於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體可能是左丘明講述的史事，因而最後的編訂者才以他主名。
《左傳》是通過敘述春秋時的具體史事來說明《春秋》所記錄的綱目的。如在《春秋》魯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的題目下，《左傳》就用五百多字介紹了鄭伯（即鄭莊公），他的父親鄭武公、母親武薑、弟弟共叔段，以及他們相互間的感情糾葛和權力鬥爭；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製敗壞，貴族內部大宗同旁支的較量；突出了武薑的溺愛縱容、共叔段的驕橫擴張，以及鄭伯的深沉有謀、頗得臣民擁戴，所以能一舉挫敗共叔段經營多年的叛亂活動，迫使他逃亡，從而加強了君權，為其後鄭國的強盛和莊公的稱霸打下基礎。從而解釋了《春秋》中這六個字所包含的褒貶。很顯然，隻有通過《左傳》介紹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這些標題目錄的全部意義。所以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
《左傳》不僅記載了春秋時代許多重要史事，還保存了前此的若幹傳說古史。有些記述已反映出某些進步的思想，如輕視鬼神而注重人事，強調君主忠於人民管好國家等。同時，它也顯示出春秋時政治思想的一些特點，如不承認統一的專製君權，宣揚君臣為共同的國家利益而結合，雙方都有選擇的自由，不主張臣民絕對效忠於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