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舊屬於中國，台灣又納土於清初，然地皆鄰近日本。日本自維新以後，頗主開拓之政策，蓋覬覦此兩地久矣。清政府不知思患預防，僅恃同治八年兩國通好之書，一若從此可永敦友誼；豈知未及四載，而台灣之兵釁已開。
台灣孤懸海中，中國文化未易輸入；而其東部又為生番盤踞之地，有“十八社”之名稱，殘忍好殺，是其特性，清廷竟無術製禦之。同治十一年，有琉球國人遭風漂至台灣東部，為生番殺害，清廷置不問；明年，日人亦漂至該處，複遭淩虐。日人遂乘此機會，特遣參議副島種臣與清廷開交涉。當時清政府諸公苟能力任辦理是案之責任，不過厚恤被害者之家屬，力籌善後之策，捕獲正凶以正典刑，如是焉已耳；乃計不及此，反告以台灣東部夙為化外之民，實無能力以箝製之，敢謝不敏焉。主是說者方自謂巧於推托，可免撫恤之費，保護之力，捕獲之勞；然對於台灣東部之統治權，實已放棄淨盡，而為日使所侵奪矣。（按：此言實出於清大臣合肥李文忠公。）
日本既得政府還答之語，即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任番地事務總督，率兵艦五艘駛向台灣，沿東岸而泊焉。番民雖勇悍素著，然無軍律部勒之，而又愚蠢如馬牛。西鄉從道設計誘之，大破牡丹社，斬其酋長，餘社悉為日軍所脅服。而台灣西南北三部如澎湖、馬磯、雞籠等地，迭馳警報於清廷。清廷謂日本不當擅自興兵，侵占我屬地，大傷友邦之誼，遂遣使責問，且諭其迅速撤兵；然猶未知今日之交涉困難，即昔日之巧於推托所致也。日本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來京辯論曲直，侃侃有詞，清廷不能屈。蓋生番既係中國化外之民，則不得明認為中國之屬地；日本既有被害之人民，則不得不以民命為重，為此複仇之義舉。是日本之興兵，為番酋興兵，非為中國興兵也；日本之占地，占番酋之地，非占中國之地也。至此而清廷之語塞矣。清廷語塞，猶複強飾以爭辯，大久保遂憤然思去，和局將裂，而戰事將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