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於文化母題的考量中，海外華文文學界往往遇到一個“中國性”的問題。
所謂“中國性”，英語辭彙裏稱作“Chineseness”，亦譯為“中華性”。這種“中國性”或“中華性”，意指中國特質、中國色澤與中國性征。華文文學究竟有沒有“中國性”，如果有，是不是就等於中國語境下的一種話語／權力關係？是不是非要沿著某種“後殖民”的理論思路，惟“去中國性”才得以使華人居住地的華文文學得以展示其“本土性”、“原創性”？
我們從東南亞的華文文學界某些論者那裏聽到了一種對於“中國性”的“聲討”。有人提出要淡化與異質化中國文學影響的“曆史陰影”，也有人提出東南亞華文文學“斷奶”說，更有論者視“中國性”為“毒瘤”：“中國性的表現形態和敘述語言乃是中國文化象征符碼係統的慣性運作，中國性並不隻是文字技巧那般簡單，其中的中國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也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決定著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還是馬來西亞的華文／中文文學……中國性令馬華作品失掉創造性，令馬華文學失掉文體性，成為馬來西亞的中國文學的附屬，成為大中國文學中心的邊緣點綴。認清中國性所帶來的危機和障礙，迅速作出調整轉化，把毒瘤果斷的切除，無疑是所有馬華作家的重大任務。”①①張光達：《九十年代馬華文學史觀》，吉隆坡《人文雜誌》2000年3月號。
某些海外華裔學者的上述“去中國性”，蘊含著將本土的華文文學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的訴求，合情合理，無可厚非，可見隻有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自身的獨立特行、繁榮發展，才能更加豐富與充實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書寫。但同時，這種群趨偏峰的“去中國性”，也存在矯極過正的歧見和一概而論的盲點。因為既然選擇以華文書寫，那麼，無論你走到哪裏，總會存在與“中國性”剪不斷的糾纏。
我們更需要的是擺脫情緒化的慷慨而走向理性化的沉思。在這裏：
其一、中國學者提出的“大中國文學”和“中華文化圈”有其特定的所指，且概念和內涵有所區別。“大中國文學”是鑒於過去文學研究隻注重大陸的、新中國誕生以來的、且多為漢民族文學的現象，改用“大中國”，是指一個中國內部的一體多元、“五族共和”、兩岸四地合通的文學大視野①①參見楊匡漢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經驗》上卷第35頁，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因而不包括中國本土以外的“海外華文文學”，也不希望“海外”同行照搬“中國模式”。
其二、“中國性”是個複雜的、“文變染乎世情”的概念，但也存在著內核相對穩定且可以延續的元素，在不同時段的海外華文文學發展中有不同的文化表現與文學現象。以新馬華文文學為例，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新文學的發軔到50年代初，華文作家身為“僑民”，很自然地在政治身份和文化認同上“遙指杏花村”，在當地書寫中國、心係神州，更多的是屬於一種主動選擇。50年代獨立、1965年分治，生存環境的變化導致了文學生態的變化，身份上由“僑民”轉為“國民”，創作上“中國性”表現為曲折的尋找與傳達。80年代中期以降，新馬華文文學既獲得了新的機遇，也麵臨新的困境，於重重困惑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那裏的華文作家的人文資源，“中國”也由最初的“故鄉”變成“原鄉”，“實體中國”變成“文化中國”，而由此產生的文學上以想象為特征的“中國性”，並不與建構本土性構成衝突。況且，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在東南亞地區，華文文學更遊弋於本土性、中華性與世界性的罅縫之中，其壓力並非來自新馬本土之外的知識譜係與文化關係，更多的是來自其自身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結構本身的變數。這樣，新馬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根本談不上是哪個世界壓迫另一個世界，而導致失語不失語、建構不建構的所謂“後殖民”關係，“中國性”不會給新馬文學帶來什麼危機和障礙。
其三、“中國經驗與中國想象”在海外華文文學領域裏占有相當重要的分量。這一寫作從出現到今天已經經曆了一個半世紀的曆史，包含並記錄了這中間幾代華人在西方社會中掙紮生存的心路曆程，和他們無休止的對自身歸屬和文化認同的憂慮。作為炎黃子孫，中國和中國文化是他們在異國生存的主要精神資源和文化財富，但也是他們在西方主流文化麵前受到排斥、感到屈辱和自卑的根源。這種矛盾體現在寫作上，產生了他們在有關中國的敘事裏的驕傲和屈辱、自大與自卑、認同與拒絕等一係列複雜矛盾的內容。作為弱勢的社會群體，他們通過記憶、傳說、想象等方式產生的對故國的敘述，一方麵體現了在主流文化壓迫下為保留自己的聲音，力圖抗拒西方社會的種族偏見和文化誤解的努力，另一方麵，也表現出他們在接受了西方文化觀念後，開始采用觀察、想象中國的新的角度和方式，以及力求融入甚至取悅西方主流文化的心態。中國風物和中國的傳統文化作為一個特別的文本在他們的筆下被不斷翻譯、解構和重建，因此具有一種可變性和不確定性。在他們的描寫裏，我們不但看到了家園故國的敘述如何在古老風格裏的繼承和延長，同時也看到它們如何在具體的現實曆史中被有意曲解、被特別強調，從而現出的異態和變形。我們如果把這一特點放在民國以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審視，並且參照這一過程中傳統中國與西方文明的關係，知識分子如何麵對自身等普遍性問題，我們便可以感受到海外華人創作中出現的這麼多對故國的描寫，和這種描寫中透露出的對東西方文明的態度等，都不是局部的和偶然的。華人作家與生俱來、揮之不去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是伴隨著弱國子民的屈辱和力求改變現實的主觀訴求而出現的。在建立現代的民族國家，爭取作為華夏兒女而獲得廣泛認同和群體尊嚴這一點上，海外華人寫作表現出了與國內現代主流知識分子的寫作相當的一致性。他們有關故國的想象，不隻是一些曆史和家庭細節平麵的記錄，同時也應當被看作是寫作主體通過這種想象力求“發現”、並且“獲得”自我的過程。與此同時，作為想象的對象，中國這一形象成為一個變化的文本，在作家的語言行為中逐漸得到了現代文化意義上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想象故國”不但使敘述者發現了自我，同時也創造了故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