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文作家的寫作，是一種跨越的寫作。這種“跨越”，既有地理上的、國家的和民族的“跨越”，也有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跨越”，隨之而來的是藝術上的“跨越”。
“跨越”表明了一種距離。從美學上講，距離可以產生美。劉登翰如此描述了海外華文作家的書寫位置和思考角度：
“跨越”產生差異，也產生衝突。然而“跨越”還帶來融通和共存。中國海外移民世界性共存，其作為文化使者的意義，本身就是一種對於所居國土文化來說是異質文化的進入。對於華人移民來說，他們必須使自己的族性文化逐漸適應所居國的文化環境，由此在曆經了不適和衝突之後，也帶來自己族性文化與所居國文化的共存和融變；而所居國的文化也必須從對移民所攜入的文化中，培養一種接納不同文化的襟懷和氣度。二者在這種彼此適應和磨合的過程中，既產生衝突（甚至是很激烈的民族主義的文化衝突），也走向和諧，其過程是互相包容與融攝。因此，“跨越”既帶來差異，也帶來互相融攝的多元整合。海外華文作家的文學主題，就常常表現出這種不同文化從衝突、排斥到包容和融攝的轉換。①①劉登翰：《雙重經驗的跨越書寫》，《跨越的建構》第50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由文化差異而帶動的母題的跨界敘說，如同扇麵的展開而呈現出多種維度、多種策略。大體上有越地域之界的，越文化之界的，越族群之界的，越性別之界的還有越文體之界的。
（一）越地域之界
跨地域之界，是從母體向外飄離後，在產生了一段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後，驀然回首，重新咀嚼愈久彌珍的人生經驗，發現往事並非如煙，該生發的仍需生發，從而升華成為更具理性和人性的敘說。遠距離的、跨岸式的觀照，有可能發展出一種哲理思索和文化眼光。
作為海外移民作家，哈金本名金雪飛，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十四歲當兵，退役後當過三年電報員，二十二歲進國內大學，獲學士和碩士學位。1985年留學美國，1988年起用英文寫作。他的代表作《等待》於1999年獲得了有號稱美國文學諾貝爾獎的全美圖書大獎和2000年度的福克納小說獎。需要說明的是，近50年來，能獲全美圖書大獎殊榮的華文作家，除了哈金，隻有寫了《女勇士》的湯亭亭。
哈金曾說：“作為一個幸運者，我為那些不幸的人們說話。是他們在生活的最底層掙紮和犧牲，創造了曆史同時又被曆史玩弄和毀滅……如果這些並非完美的人不值得我們去關愛，至少他們的命運值得吸引我們的關注和記憶。他們有權張口並被我們提到。”①①哈金：《沉默之間》前言。於是，哈金專注於生活在底層的人物的命運，在“悲情”這一文化母題的框架下敘述了一個個悲情故事。
《等待》是哈金的第二本長篇小說。盡管寫作時地處異城，但他並沒有選取西方出版界熱炒的有關中國曆史戰亂、“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等時尚題材，而是沒有激情也不見高潮地講述了一個距離西方讀者經曆相當遙遠，又往往被東方讀者集體遺忘的發生在中國北方農村的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
小說情節其實很簡單：農民家庭出生的孔林（Konglin）從小學習成績優秀，被選拔到部隊裏學醫。在上大學期間，鄉下的父母在媒人的撮合下，為他說下了一個鄰村的、未曾謀麵女人。女人名叫淑玉，四寸小腳、癟嘴、沒有文化，盤在腦後的發鬏用一塊黑布遮著，隻知勤勞地料理家務，照顧孔林年邁多病的父母。身為文化人的孔林，起初不願意認這門親事，但老人一句“好長相能養活一家人嗎”的訓斥令他啞口無言。婚後，孔林在一所遙遠的部隊醫院工作，淑玉則守候在村裏，二人兩地分居。父母相繼去世，孔林在醫院裏愛上了一位年輕的護士曼娜（Manna）。但在當時公眾法律、誡箴及民間輿論彙成的氣流中，他無法邁出自由的一步，不能在正式離婚前和那位護士有任何親密的往來，更不用說成立家庭。於是，孔林隻有利用每年一次的假期，回老家鵝莊“探親”，目的是和妻子辦離婚手續。一次次的“探親”，又一次次的落敗，自由的愛情之花，就在年複一年的回鵝莊的鄉間小路上枯萎下去。最後的唯一指望竟然落在“夫妻分居十八年自然解除婚姻”的荒唐的規定上。這就是十八年的“等待”，十八年的精神苦役的代價。護士曼娜也是長期痛苦的等待，步入中年。而淑玉在對她的男人回家的等待中，同樣承受著痛苦。生命在無望中一天天地流逝，“等待”成為他們三個人每日生活中堅硬得如同石頭一樣的內容。這個關於男女情感在“政治掛帥”下被剝奪一空的淒涼故事，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所特有的真實寫照。這是一個平實的、土得掉渣的中國北方的故事。在情節發展緩慢並缺乏戲劇高潮的鄉土敘述背後，讀者看到了孔林和曼娜對情欲的壓抑和克製。但是，從性格上來說，主人公自己對這一切也有責任。正是因為孔林和曼娜對社會外部法則的無力的接受，使之成了自己生活的準則以及“自覺接受改造”的內在依據。一切的一切都在無望式的絕唱中達到無言控訴的藝術效果。這正是悲情母題與文學形象顯示出的獨特價值。從跨地域書寫的角度看，也由於拉開了較長的距離，敘述更加客觀，讓一段“文革”動亂的夾縫中生成的苦難愛情，以長夜漫漫“等待”而來的是麻木和蒼白，卻讓人不寒而栗。
越地域之界的書寫，對於海外移民後代的華裔作家來說，是另一種情形。他（她）們對故國母土的感受和認知，大多來自對自己父輩乃至祖輩經驗的間接接受，由“口頭轉述”加之想象創造，追尋自己的華族身份和華族文化。這種跨界書寫，一方麵表現了他（她）們以異域文化觀念和視角對作為創作資源的故國母土原鄉文化進行重構，另一方麵表現出他（她）們為個人經曆所限的局限性、片麵性，也常常會在“解構”和“重構”中出現誤讀現象——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這裏，“語言的轉換”可以說是一個關鍵詞。上述這類華裔作家，他（她）們較多的是操持所居國的主流語言（英語）寫作。而經過英語或其他國的語言越洋重述的“中國故事”，已經不可能是完整的、純粹的“中國故事”；經過地域和語言的差異而重新選擇、編碼了的“中國故事”，往往有劍走偏鋒甚至不倫不類之嫌。美籍華裔作家徐忠雄在《美國膝》中描寫剛到美國不久的中國男人，其“通常的標誌”是：“廉價理發館的發式，油膩膩的發簾垂過眉毛；方形金邊眼鏡，歪戴在臉上，因為鼻梁太低，撐不起來；聚酯化纖的褲子，褲襠鬆鬆垮垮；襯衫塞得太緊；脖子上掛著一條粗粗的24K金的項鏈，上麵掛著塊玉石。”這可能多少反映出一些真實情況，但單獨把新移民的著裝拿出來，而且用譏諷口吻描寫，恰恰暴露了書寫者居高臨下的傲慢與偏見。另一位美籍華裔作家趙健秀，在他的著述中，大量引用《三國》《水滸》《西遊》以及孫子、司馬遷等等，以表現自己正統的中國古典文學知識。但他把《水滸傳》看作是《三國演義》的續編，前者則再現大眾報仇反對腐敗官府的道德觀念或“天命”，後者探討報私仇的道德觀念，並視這兩種觀念為孔子的基本思想。而《西遊記》的“齊天大聖”又表達、發展了《水滸傳》中一百零八將的精神。趙健秀把孔子看作戰略家、武士，和孫子有共同點。他認為中華文明的傳統是“人人皆生為戰士”，“一切藝術皆武術，寫作即戰鬥”，“生活即戰爭”。由此可見，作為第五代華裔、不懂得中文的趙健秀，他作品中的中國文化變成了華裔美國文化，心目中的孔子是應華裔美國人的鬥爭需要而重塑的，並不符合孔子的精神原貌。
這也給我們觀察跨地域的寫作時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那就是海外華文作家書寫文化母題、中國經驗與中國故事，究竟該以何種“中國語境”發出聲音？應當承認，流行上百年的“東方主義”是西方對東方的集體白日夢，“東方主義”的表述權長期被掌握在西方人手裏，“東方”必須被“西方”所表述。而“輝煌的東方”似乎隻屬於唐宋那樣遙遠的古代，“不良的東方”則似幽靈般遊蕩至今。在海外華文文學、特別是歐美華裔的創作中，的確也有某些低端文本，無論是用母語還是用非母語寫成的，表麵上是在敘述“中國故事”，實際上自覺或不自覺地皈依著“東方主義”的敘事流，麵對西方世界而強化“東方”的神秘、專製、犬儒、愚昧、淫亂，有的還跌入“消費樂”的風潮裏，將“東方”複製、仿真、改寫、馴化成東方的“西方”。有的作品刻意摭取中華文化中的畸趣、畸情、畸人、畸物，乃至洞燭紅、春宮畫、素女真、房中術，以“引窺”於西方讀者，輔助消費“東方主義”。看來，當海外華文作家在跨地域書寫中華文化母題時，有必要努力消除“東方主義”的影響，寫出真實、客觀的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中國故事，讓“東方”與“西方”置於同一地平線上，能使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讀者能在母題敘事中找到共感。
（二）越文化之界
2008年1月，聯合國首屆“文明聯盟論壇”在西班牙首都馬德裏召開。“文明聯盟”的目的是避免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促進全球化世界中的安全、和睦、寬容和相互尊重，幫助人們和平共處，求同存異。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講話中承認，“搭建信任的橋梁、促進和平及不同文化之間的友誼說起來容易，但把這些華麗辭藻化為實際行動就難了。”①①2008年1月18日《中國文化報》消息：《探討如何推動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