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14日我寫給主席的那封信，主要是將我在西北小組會上不便講的一些問題，提要式地寫給主席。這些問題是涉及到執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以及某些幹部的工作方法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當時認為主要是產生了一些“左”的現象，而右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是個別的或者是極少數的。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從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正如在1958年秋，人民公社剛成立不久，曾有一些人對於人民公社的所有製問題和按勞分配原則問題在認識上有些模糊，但是經過主席的開導，那個問題很快得到了糾正。既糾正了偏差，又沒有傷害同誌的積極性，我對此非常滿意。所以我7月14日給主席寫信的目的，就是為了盡早地糾正當時存在的那些問題，也正是為了維護總路線、大躍進和鞏固人民公社，並沒有什麼“陰謀篡黨”、“反對毛澤東同誌”的目的。那封信。隻概括地提出了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並沒有論述那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時我也論述不出許多的原因，我想，橫直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信，他會斟酌的。
可是，事與願違。在7月17日上午就收到了中央辦公廳對那封信的印發本，並在起頭加了一個大字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7月18日，在小組會上我就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7月23日上午，主席在大會上講話，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且指出我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聽了主席的講話，當時很難用言語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後，反複思索主席的講話，再衡量自己的主觀願望與動機，怎麼也是相不通。當時抵觸情緒很大。
當日黃昏，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在馬路上散步時，迎麵碰見了一個同誌，他叫了聲：“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講話，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他很嚴肅地說：“老彭，不能采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主席午前講話，從政治上、組織上、路線上，已經提到了高度原則，你應當考慮對黨對人民如何有利的問題，寫成書麵發言。”我說：“現在很疲勞，一時寫不出來，也寫不清楚。”他說：“你講意思，叫秘書記錄並加以整理，然後你自己再去斟酌，這樣比較嚴密，也比較深刻些。”我說：“沒帶秘書，隻帶來一個管軍事電報的大尉參謀，他寫不了這類文章。”我知道他說的話是好意，是從人民利益出發的，即別而歸。
回到住所後，參謀同誌送來軍委轉西藏軍區電報，是要求增派運輸車輛。即拿著電報想同黃克誠同誌商量一下。推開黃的門時，聽到黃克誠同誌說：“你們不要激動，事情會弄清楚的，主席是不會錯的。”我進到黃的室內時，見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周小舟同誌即對我說“老總呀!我們離右派隻有五十步了。”我說，五十步也不要著急，把一些模糊觀點弄清楚也是好的。僅停片刻，沒有談及別的，我即回自己辦公室去處理電報。當晚，怎麼也睡不著，直至天曉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呢?那位同誌的話雖對，但怎樣才是對黨對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呢，還是作檢討見?總之，有一係列的問號在我腦子裏盤旋著。甚至產生了一種埋怨情緒，想：我雖然認識主席時間比較晚，可是也有30餘年了，我這信有如此嚴重的錯誤，為什麼不可以找我談一談呢?同時也考慮到，我黨中央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並積極支援國際上的民主、民族解放運動。如果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損失，那就會給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帶來更大損失。想到這裏，我動搖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頭。
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兩個同誌來到我處。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它同誌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周小舟同誌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我準備寫封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誌提起過。張聞天同誌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麵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激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