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大躍進的災難，毛澤東發出“領導幹部要做調查研究”的號召，全國上下形成規模空前的農村調查熱潮，一些相關政策也得到了調整。
1960年冬，農村中的嚴重問題已經大量暴露。11月3日，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提出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開展整風整社。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作出《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幹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o就在會議的最後一天，1月13日，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這次會議為14日至1 8日召開的九中全會作了準備。毛澤東倡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對我們黨製定比較符合實際晴況的政策，比較有效地糾正當時已經認識到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正在中央全會結束的時候，一篇題名《調查工作》的文章，出現在毛澤東麵前。毛非常高興，這是他30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早已丟失，多年來一直念念不忘。這篇文章是田家英親自送給他的。文章的發現經過是這樣的：195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建館，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們在福建龍岩地委收集到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誌從革命博物館借來。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是一篇重要文獻，但對於它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它的真正價值，是估計不足的；這篇文章的重新發表，對於後來我們黨的思想建設會發生那麼大的作用和影響，引起研究者那麼高度的重視，更是想不到的。這個文獻被田家英知道，立即送給了毛澤東。
對這篇文章，毛澤東在1961年3月11日專門寫了一個批語，接著在3月廣州會議的兩次講話中又都提到它，並作了說明和解釋。從批語和兩次講話中可以使人們了解，這篇文章是為著什麼寫的，是怎樣寫出來的，以及毛是如何地喜愛它。
1961年3月11日的批語寫道：“這是一篇老文章，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教條主義’這名稱，我們叫‘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1930年春夏，已經30年不見了。1961年1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裏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岩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幹份供同誌們參考。”
在1961年3月13日廣州會議上說：找出了30年前我寫的一篇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還有點道理，別人看怎樣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並不喜歡，這篇我是喜歡的。這篇文章是經過一番大鬥爭寫出來的。1929年冬天，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對這場鬥爭作了結論。這以後，也就是1930年春天，寫了這篇文章。前幾年到處找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來了。請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見，哪些讚成，哪些不讚成。如果基本讚成，就照辦，不用解釋了。
在1961年3月23日廣州會議上說：
這篇文章是1930年春季寫的，總結那個時期的經驗。這篇文章之前，還有一篇短文，題目叫反對本本主義，現在找不到了。(釋文：參看毛澤東1964年3月25日所寫的批語，見後。)這篇文章是最後找出來的。別的東西找出來我不記得，這篇文章我總是記得就是了。忽然找出來，我是高興的。毛澤東在3月23日會議上對這篇文章的解釋，我認為有兩點特別重要。第一點，在解釋第三個問題“反對本本主義”的時候說：這裏麵包含一個批評、破除迷信的問題。那個時候不管三七二十一，隻要是上級的東西就是好的，比如六次大會的決議，那個東西你拿來如何實現呢?你如果不搞些具體措施，是很難實現的。不要說六大決議有部分的問題，有若幹缺點和錯誤，就是正確，沒有具體措施，沒有調查研究，也不可能實現。第二點，在解釋第六個問題“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形，或者依靠外國幫助我們打勝仗。這還沒有料到後頭的王明的路線，立三路線還沒有出現。我們有一個時期依靠共產國際給我們寫決議，給我們寫綱領，向我們作指示。
《調查工作》恰好在剛剛提倡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時候，被毛澤東重新發現，這是一件大好事。它的重要價值被重新發現，成為推動全黨搞調查研究，較變思想作風的有力武器。
這篇文章盡管如此重要，但毛澤東對於是否公開發表持謹慎態度。他在3月23日的會議上說：我不讚成現在發表，隻在內部看一看就是。他說：現在的作用在什麼地方呢?這個文章會有些人不懂得。為什麼呢?因為講的是當時民主革命的問題，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向看文章的人說明這一點。他再三提醒人們說。這篇文章發下去的時候，有些要解釋一下，主要是講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時期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仍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方法是可取的。這個文章是為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現在的問題就不是這個問題。就講清楚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