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者都是不可少的。前線的防衛部隊極感缺乏，若想邊界得以保全，軍力的增強乃是先決條件。軍餉加倍無疑跟凱撒收買軍心有關，但另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原先每天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的軍餉，是很古時代製定的標準，那時候的購買力和凱撒時代很不相同。現在，當首都的工人一天可得三個塞斯特的工資時，軍隊之所以還能用一又三分之一塞斯特召到士兵，隻因為那是一種津貼，而且大部分是違法的。因此，要認真地改革軍事製度，禁止軍人以軍餉為外快的現象——因為這隻能加重百姓的負擔——則惟有把軍餉做適度地增加，把日薪訂為二又二分之一塞斯特，盡管大為加重國庫的負擔，卻是必要而又有益的一步。
凱撒自動或被迫支付的特殊款項之巨大實是難以想象的。戰爭的費用浩繁，在內戰期間他許下的諾言也同樣龐大。這是個壞例子，也是想忘卻而不能忘卻的；凱撒答應每個參戰的士兵兩萬塞斯特，而每個不參加任何一派的首都公民三百塞斯特。這個諾言是太大了，但凱撒卻是一個真正的王者，不可能食言。再者，許多要求施舍的他都慨允，在建築上又花費得難以數計——在共和國的最後若幹年，建築上的疏忽到達可恥的程度。他在首都興建的建築——部分在高盧之戰的時期，部分在此後——總值一億六千萬塞斯特。凱撒的財政治理成效可以由如下的事實見出：在他完全滿足了種種公正的要求之後，公元前44年3月，他仍在國庫中存了七億塞斯特，在他自己的財庫中存了一億——這是共和國最盛時期財庫的十倍。
摧毀舊有的派係，為新的國家提供合宜的建製、有效力的軍隊和秩序井然的財政，並不是凱撒的工作中最艱難的部分。意大利的真正複興需要把全帝國所有部分——羅馬城，意大利及各行省——都脫胎換骨地重新組織。現在，計我們試將帝國的舊狀態與新狀態的開端做一描述。
拉丁民族的優良家族很久以前就完全在羅馬城消失了。凡是一國的都城，由本性使然，總比任何其他次級社團更易於喪失其本城的特質，甚至於會消失其本族的特質。在首都，上層階級迅速地從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撤出，以便以整個國家為其安身立命之所，而非以某一特定城市。在首都，無可避免的聚集了外國居民、為商業與享樂而來往的旅客、大批懶惰怠慢的群眾、罪犯經濟與道德破產的人（正由這個原因才成其所謂大都會），羅馬尤其是如此。有錢的羅馬人往往把他的城居視為一個住處而已。當城裏的文職變成了帝國的行政官職，當市民集會變成了帝國統治者的集會，當自治的小宗族社團或其它社團在首府不能再存在的時候，羅馬的一切社團生活便被告終。各式各樣的人都從帝國各處湧向羅馬，來投機，來淫靡，來陰謀，來學習犯罪的手法，甚至來逃避法律的監視。
這些乃是起於大城的基本性質的弊端，此外更有一些偶然性的弊端，害處卻可能更為嚴重。或許有史以來從沒有一個城市像羅馬這樣完全缺乏維生能力的。一方麵由進口，一方麵由奴隸所做的家庭製造業，使得自由工業根本無法存在。古代一切社會的大惡——奴隸製度——在羅馬暴露了其一切嚴重的後果。沒有任何地方比大城裏的望族或暴發戶宅院中聚集的奴隸更多的。沒有一個地方比羅馬奴隸的人種更駁雜的——敘利亞人，弗利吉亞人，利比亞與摩爾人和希臘人的混血，吉泰人與伊比利亞人夾雜著日增的塞爾特人與日耳曼人。跟自由的缺乏密不可分的道德敗壞，在形式的道德與精神的道德之間的可怕鴻溝，非常熾烈的呈現在城市中有教養或半有教養的奴隸中，其嚴重性遠甚於鄉村中像牛一樣在鎖鏈中耕作的奴隸。
比奴隸群更敗壞的則是那些“在法律上”解放或僅是“事實上”解放的奴隸——行乞的烏合之眾和暴發戶，他們不再是奴隸，但又不是公民，在經濟上，甚至在法律上，仍舊依賴他們的主人，但卻充滿了自由人的恣肆。這些人比任何階層更受到大都會的吸引，因為大都會有種種利益可得，而零售商和小手工業幾乎完全被他們包辦。他們對選舉的影響力也是出名的，在街頭暴動方麵，他們是領導角色，因為把商店和商場關門，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