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一個喜歡研究故紙堆的民族，當現實中不能突破現狀改善自身時，就隻能在曆史中尋求緩解，於是就有了曆史的戲說。曆史原是一出出戲，人們都在舞台上盡興盡情地表演，唯獨忘了自己應該是誰。曆史可以戲說，但真相不容隱瞞。
司馬相如，字長卿，幼年時，他的父母怕他有災，所以給他取了個小名叫“犬子”。長卿完成學業之後，知道了藺相如的故事，為了表示對藺相如的羨慕之意，便更名為司馬相如。
憑借家庭的富有，司馬相如當了“郎”（以貲為郎），“郎”是皇帝的侍從。漢承秦製，規定家中有錢的人可以為郎。漢初曾以“十算”（十萬）為起點，到了景帝朝改為“四算”（四萬）為起點。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是衣食足而知禮儀，二是有資產備得起官服。
司馬相如初出道時，擔任漢景帝的武騎常侍（騎兵侍衛），他本人並不喜歡這個職業。司馬相如喜愛的是寫賦（一種文體），但是，漢景帝偏偏不喜愛賦。所以，在景帝朝司馬相如才華得不到施展，幹得很鬱悶。
後來，梁孝王進京，隨同他一塊兒來的有鄒陽、枚乘、莊忌等人，相如和這幾位辭賦高手誌趣相投，一拍即合。於是，他以有病為由辭去了景帝朝的“郎”，隨梁孝王到了梁國。梁孝王讓司馬相如和鄒陽、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司馬相如心情大變，文思泉湧，創作了著名的《子虛賦》，聲名鵲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梁孝王病卒，門客各奔東西。司馬相如離開梁地，回到家鄉成都。《史記·司馬相如傳》記載：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漢書·司馬相如傳》：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這兩本重要史書記載的內容完全一致，都說司馬相如從梁孝王遊宦歸來後，家中窮困，沒有謀生的手段。
這段記載非常可疑。如果司馬相如真是“家貧無以自業”，那麼，他當初怎麼能夠“以貲為郎”呢？但是，司馬遷、班固兩個人都這麼寫，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知道事實的真相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臨邛縣（今四川邛崍）令王吉邀請司馬相如到臨邛。王縣長與司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馬相如來到後，王吉將他安頓在縣城的賓館（都亭）裏。
一場“琴挑”的浪漫劇由此拉開帷幕。
臨邛縣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馬相如之後，故意裝出一副謙恭的姿態，天天到賓館來看望司馬相如。司馬相如開始每天還見見縣令王吉，後來，縣令來訪，司馬相如一律謝絕。司馬相如越是謝絕，王吉越是恭敬，照樣天天來訪。
“繆為恭敬”四個字非常值得玩味，“繆為恭敬”是故意裝出一副畢恭畢敬的姿態。而王縣令為什麼要裝出這副畢恭畢敬的姿態？司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麼主意呢？
原來，臨邛縣有兩位鋼鐵大王，一位是卓王孫，一位是程鄭，兩家都以煉鐵暴富。按照時下的說法，一位是卓總，一位是程總。卓王孫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鄭家中的奴仆也有數百人，略遜一籌。這兩位老總聽說王縣令天天去賓館看望一位貴客，還屢屢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見識一下。思來想去，便想出一計。既然是縣長的貴客，我們理應表示一下，不如備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順便也宴請一下縣長。
到了宴請這一天，王縣令先來到卓王孫家中。此時，上百位賓客已經入席，等到中午，卓王孫才派人去請司馬相如前來赴宴；但是，司馬相如推說有病不能赴宴。本來，等陪客們都到了才去請主賓，這是對客人尊敬的一種做法。但是，主賓不來，卓王孫別提多難堪了。王縣令一聽司馬相如不來，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門去請。司馬相如見王縣令如此盛情，沒有辦法，隻好勉強成行。司馬相如一到，他的風采立刻震動了臨邛的上流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