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止科舉無異於廢封建開阡陌。
1905年9月2日，如往常一樣平靜，卻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清廷發出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曆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製度，突然壽終正寢。
對於廢止科舉，其實也沒有如此“突然”，而是曆經地方大臣的勸奏，各級考試都不得用八股文程式，一律改用策論，到遞減進士及第名額，以至立停科舉考試的漸變過程，絕非一日之功。
早在1901年3月，兩廣總督陶模就率先提出“廢科目以興學校”的主張。此後，不斷有大臣上奏言廢止事。最後，在1905年9月，張之洞、袁世凱、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將軍、督撫會銜上奏，要求立即停開科舉，他們說：“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複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清政府響應要求，發出上述諭令，從1906年開始廢止科舉製。
詔令一出，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士人多麼的悲天搶地，所謂“心若死灰，看見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畢竟是少數。這是因為，一方麵，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於廢止科舉一事，除了官方大言廢止之必要外，在知識界，也有過不少呼聲。康有為就認為，“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提出變通科舉、興辦新學、徐廢科舉的主張。嚴複則認為，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梁啟超說得更清楚：“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製。”可見，對於廢止科舉，多年來都有提及，讀書人早有心理準備，隻是哪一天宣傳的問題。
另一方麵，清政府預料到突然廢止，會讓士人產生過激反應，為維穩需要，出台了一些過渡性措施。一個是“使取士仍歸學堂之中，學堂不蹈科舉之弊”，“除學堂實係畢業者屆期奏請考試外，其餘則專取已經畢業之簡易科師範生，予以舉人、進士出身”。為了照顧舊士子的情緒，采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十年三科之內，各省優貢照舊舉行。己酉科拔貢亦照舊辦理，皆仍於舊學生員中考取”，而對於已經進入了新式學堂者，不準入試。
再一個是過渡期實行獎勵出身製。強調“學堂本古學校之製，其獎勵出身亦與科舉無異”。新式學堂各級畢業生要參加相應的考試，及格者照樣授予出身。對於留學歸國者，也專設專門考試，授予出身，滿足人們對功名的渴求。這些過渡性的安置措施讓士人的反對意見減少很多。
相反，對廢止科舉的讚美之聲不少。上海維新派的《時報》發文，盛讚“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聽，驅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鹹出於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1906年2月12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中國》，更是用誇讚的口吻說，“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經曆那麼久的科舉製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這種評價不能不說是較為中肯的，科舉在中國的影響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
或許，身在其中的當時之人，並不能明了這件事的曆史意義何在，隻是覺得科舉廢止是一件大事，大到什麼程度，對國家社會前途有何影響，並不十分清楚。外國傳教士林樂知對此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廢止科舉令下不久，他在《萬國公報》發表評論說：“停廢科舉一事，直取漢唐以後腐敗全國之根株，而一朝斷絕之，其影響之大，於將來中國前途當有可驚可駭之奇效。”
而中國的學者，比如認為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的嚴複，於1916年，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裏感歎說，廢止科舉“乃吾國數千年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因此，當時的平靜或微波並不能消解這一事件的曆史作用和意義。科舉的廢止所產生的影響是深廣的，對社會結構、政治製度、文化傳統都是摧毀性的影響，“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其劃時代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辛亥革命”。
有多大的作用力，往往就會有多大的反作用力。我們說科舉的廢止對中國現代社會有如此大的作用和影響，那麼一定是因為科舉製度對中國傳統社會有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什麼作用和影響呢？梁啟超曾經從四個方麵對科舉的曆史作用做過公正評價。一、科舉使帝製政權充滿活力，能夠不斷地從社會精英中吸取統治人才；二、促進社會中官民階層的流動，使社會充滿活力；三、使儒家思想與價值或意識形態製度化一體化；四、使個人有出路，社會穩定。這四條，無一條不是極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