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在革命期間，比喻成立憲派與革命黨的蜜月，那麼，這個蜜月期並不長，很快兩派就離婚了。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立憲派人士都與革命黨離了，但我們仍然可以從湯化龍和張謇與革命黨的分手看出立憲派與革命黨的分道揚鑣。兩派的鴻溝也可見一斑。
兩派的分手主要是對權力的分配各懷不滿。具體拿湯化龍來講，在革命黨看來，湯化龍貢獻沒有他們大，卻高居大位，這顯然令一部分革命黨人不高興，在局勢稍為穩定，改組軍政府之後，立憲派紛紛被革命黨人換下來，分明是將立憲派邊緣化，趕出利益分配的格局之中。更何況，兩派本來主張不一，稍有矛盾就會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去講話，加劇矛盾。比如湯化龍主持民政，就有革命黨人不滿，“政事部人選，革命黨原無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謂其曾主張君憲，固與革命主義不兼容。疑繼以毀，化龍因感不安”。一旦拿立場、主義說話，彼此的懷疑與矛盾就難免。這個時候，在革命隊伍中受排擠的立憲派自然會有意見，當矛盾表麵化公開化時，不離婚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湯化龍與革命黨的合作也隻有一個月的時間罷了。
湯化龍與武昌革命黨發生矛盾後，離開武昌去上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被任為法製局副總裁，辭而未就，後來雖然因為與黃興關係不錯而出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的秘書長，但仍因武昌那邊的革命黨人的指責而無法見容於南京政府，這時他隻有投奔袁世凱了。
與湯化龍不同的是，張謇本來就與袁世凱關係不錯，在與革命黨的合作中，有很多因政見不同的摩擦，覺得革命黨不能容納立憲派，處處排擠他們，在南京臨時政府借款一事上有意見，張謇幹脆拔腳走人，寄望於袁世凱，與革命黨的結合不過三個月。
立憲派與革命黨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對清政府的失望與不滿，兩派聯手，輕而易舉推翻滿清統治，而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理想的分歧，立憲派在乎政體不在乎國體，他們主張君主立憲，在承認皇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擴大民眾（紳士）的政治參與機會，希望通過和平改革的方式促進政治轉型。革命派則主張用暴力的手段推翻清的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以此伸張民權。
立憲派本來是不認同革命黨的暴力方式的，而革命派也不認同立憲派保持君主的辦法，是因為一致對清政府的不滿才走到一起，當他們的共同不滿的對象消失之後，彼此的分歧卻並沒有消失，並在爭奪新政權的領導權上發生了矛盾，立憲派對革命黨的政治理想則表現出冷漠和懷疑。袁世凱與革命黨矛盾激化後，對於那些在革命黨掌控的政府之中的立憲派來說，無疑麵臨著一次重新站隊的問題。立憲派很自然地站在了袁這一邊，兩派重修舊怨，他們抵製和憎惡革命的情緒又開始暴露無遺。
在革命黨與袁世凱之間作出選擇，對立憲派來說是很容易很自然的，某種意義上說，立憲派與袁世凱本來就是同一陣營，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本來就是在廟堂的立憲派首領，而立憲派與革命黨本來就有前嫌，立憲派對袁世凱有一種本能的親近，對革命黨有一種本能的排斥，當袁世凱與革命黨成為對立的雙方時，立憲派的立場已不言自明。
從深層去講，立憲派是舊製度與新形勢結合的產物，是溫和的改良主義，他們對舊政權有感情，也有怨氣，他們在革命前要求立憲，他們在革命中服從了革命，有進步的一麵，他們在革命之前照顧舊政權，采取折中的虛君權充民權的改革，他們在革命之後找袁世凱作為他們政治理想的繼承人，又有保守的一麵。當然，進步固然好，保守未必一定是壞事，立憲派的折中政治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或許更為合適，但是他們的折中之夢，滿清也不能讓他們做，這就非常的無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