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利用袁世凱，孫中山不可謂不深謀遠慮。武昌起義後，孫中山從歐洲回到香港，當時的廣東都督胡漢民到香港去見孫中山，胡漢民建議孫中山不要到上海去，就留在廣東練兵，然後跟袁世凱打仗，孫中山說，袁世凱也許不可靠，但可以利用，把他利用起來，要比練10萬精兵還好。孫中山主張動員袁世凱反正，這一點是孫中山很高明的地方。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利用，宣告帝製結束，讓曆史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點。
對於胡漢民懷疑袁世凱不可靠，會重蹈滿洲的舊路，孫中山說：如果袁世凱幹壞事，我們將來反袁就比較容易，要比反滿更容易。曆史證明，孫中山預計得非常準確，袁世凱一當皇帝，蔡鍔在雲南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很快形成反袁同盟，袁世凱隻做了83天的皇帝就下台一命嗚呼了。
我們之所以認為辛亥革命失敗，就是因為革命政權“所讓非人”，不應該讓給袁世凱，袁是一個破壞戊戌變法的人，後來又複辟帝製，在革命黨眼裏是一個反麵人物。但從上麵通過革命黨人對袁世凱的利用看得出，袁世凱對辛亥革命是有功勞有貢獻的，他促成了帝製的結束，至於後來的事，是袁世凱的問題。
另外，過去說辛亥革命失敗了，是因為革命黨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軟弱性是因為實力不濟，並非革命黨不想強硬；妥協性也不能說是一種失敗因子，因為，政治是一門鬥爭的藝術，不可能沒有妥協，妥協是以退為進，是為了更好地鬥爭。
這樣分析可以看出，過去，我們對辛亥革命的失敗強調過多，對成功方麵強調不夠，甚至嚴重不足。現在應該是全麵評估的時候了。
廖保平：社會的進步總是複雜而曲折的，總體上是進步力量與落後力量的拉鋸，會有進一步退兩步的情況，但孫中山主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這種社會改造的想法是不是太過於理想化、急功近利了？而且我發現我們在曆史中老會犯孫中山這種錯誤，這是為什麼？
楊天石：這反映了孫中山美好善良的一麵，他希望政治革命推翻帝製，又希望社會革命不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孫中山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貧富不均，社會矛盾重重，他強調畢其功於一役，就是為了避免西方社會那樣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階段矛盾，讓政治、社會革命再次發生。他是要從根源上清除社會革命發生的原因和土壤，讓新社會從一開始就別產生分化，共同富裕，這是做的一種預防，消除其可能。
有評論者批判孫中山這種想法是幻想，但這恰恰體現出孫中山不是功利主義者，企圖走出一條有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新道路，他終究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勞動者的利益，而非資本家的利益，他的思想感情是美好而善良的。至於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個問題。但我們不能說孫中山仇視社會革命。
這裏邊涉及一個對孫中山的身份定位的問題。傳統觀念裏，我們把孫中山界定為資產階級革命家，我不讚成這個定義，哪有罵西方資本主義那麼狠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啊，如果要給孫中山作一個定義，我認為他是平民革命家，畢竟，毛澤東同誌隻說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並沒有在前麵加上“資產階級”的字樣。真正代表資產階級的是梁啟超他們，梁啟超曾說，在中國第一是發展資本主義，培養大資本家，為此寧可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他們才代表了資產階級的狹隘功利。
2009年1月，我和同事做一個關於張之洞身後百年浮沉的專題，聽說武漢出版社剛剛出版了共12卷、1200餘萬字的《張之洞全集》，聞風趕過去一睹為快。在那裏碰上了編輯部主任鄒德清兄，不知道怎麼就聊到了曆史題材的寫作，聊到再過兩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都認為辛亥革命很值得寫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