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句名言叫“有誌者，事竟成”。可見誌向在一個人成長、成才的過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凡是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都在少年時代就確立了遠大的誌向，並一如既往地奮鬥終生。曾國藩之所以成為朝野矚目的重臣，也得益於早年以天下為己任的誌向。
曾國藩在中國近代史上是頗受爭議的人物。
曾國藩是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他有著建功立業的遠大誌向。然而，不幸的是，曾國藩出生在封建末世。
19世紀的清王朝已經處在封建社會的末期。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之前，清政府統治下的中華帝國早已盛極而衰、危機四伏了。在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等各個領域都出現了沒落衰敗的景象。更令人擔心的是，朝野上下的各級官吏對所處的困境毫不關心。即使少數有識之士發出了呐喊，從皇帝到各級官吏、士紳、百姓也麻木不仁。在學術界，熟讀四書五經求取功名的思想仍然控製著讀書人，文字獄依然讓知識分子謹小慎微，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隻求在四書五經八股詩賦的“故紙堆”裏做學問、求功名，對時事不敢過問。道光年間，由於各種危機不斷加劇，清政府才逐漸打開言路，學術界的風氣逐漸改變，出現了部分關心時局、討論時事的讀書人。
嘉慶十六年，曾國藩生於湖南的一個中小地主家庭，此時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的頂峰走向衰敗的時期。此時的大清國各地農民起義接連不斷，危及著清王朝的統治。清王朝的政治風氣也越來越萎靡不振，真正有治國才能的人寥寥無幾。這與嘉慶皇帝的好惡和各級官員的逢迎諂諛是分不開的。
《瞑庵雜識》有這樣一則記載：當朝的重臣曹振鏞晚年權傾朝野，為官之道更是令人“驚歎”。一門生請教做官的秘訣，曹振鏞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的確，道光即位以來，官場的風氣日見敗壞，各級官員以阿諛奉承為能事，正直的人士不為官場所容。有無名氏賦《一剪梅》予以諷刺：
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
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
事實也就是如此，曹振鏞是道光皇帝最信任倚重的宰相。他不學無術、目光短淺，隻知順應皇上的意思辦事，造成了道光一朝多數官員不思進取、敷衍度日。官吏以不負責任、圓滑應付屍位素餐者居多，真正有用的人才遭到排擠和打擊，國事日見衰敗。太平天國起義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貪官汙吏的巧取豪奪和橫征暴斂。再加上自然災害頻頻發生，黃河決口，淮水泛濫，百姓的生活日見貧困，不得不揭竿而起。在清帝國的外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開始了對華侵略，不平等的對外貿易使清王朝大量的白銀外流。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太平天國運動又爆發了，而且愈演愈烈。內憂外患使得清王朝處於江河日下、風雨飄搖的狀態中。曾國藩所處就是一個“亂世”，一個政治腐敗黑暗、經濟貧困落後、社會動蕩不安、天災人禍不斷、西方列強加深侵略的“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