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於待人，是為官為將為領袖者的一項基本品德。以誠待人，可以以誠換誠、收服眾心，成就一番大事業。
寬容和氣是立德的根基，也是處世之道，更是修養之法。曾國藩認為：欲成大事，首先要有寬廣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凡人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他曾經對諸弟說：“管子雲：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人手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寥寥數語卻是真知灼見。
要寬於待人，不可求全責備，隻有這樣，才能得到人們的尊敬與擁戴，被寬容的人才會以德報德。寬容他人可以免災，而尖刻待人則會招禍。
曾國藩提倡“恕”，其中心內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應該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每個人都有缺點與不足，人無完人，如果過於刻苛要求他人，就沒有朋友，也無人可以為己所用，也即“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在初辦團練時，曾國藩手中無一勇一卒，但是他能夠突破深厚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敢於重用有識之士，使得好多人也願意為他忠心效勞，這些都得益於他坦蕩的襟懷和識才善用的本領。可以說，在用人上，曾國藩高出諸葛亮一籌。諸葛亮無分巨細都要事必躬親，使自己雖鞠躬盡瘁，卻難顧周全，皆因他用人過於苛刻。曾國藩常告誡他的幕僚和兄弟說，斷不可輕視有一技之長者，“人才難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他極力提倡“待人以誠，待人以恕”。“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俗話說“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宰相肚裏能撐船”，一個人的胸懷會影響他的事業發展，如果身處高位，卻整天為一些小事而耿耿於懷，被小事所困擾，是不會有大作為的。凡是成大事者，都有著博大的胸懷和豪邁的氣概。
曾國藩主張嚴格要求自己、寬於對待朋友。在交友方麵，他提倡交友要有雅量，如果朋友間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雙方應該寬宏大量，這樣才不傷和氣。
在《答歐陽勳》的信中，他這樣寫道：
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劄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鑒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我曾經思慮自己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吸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麵，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裏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離別之後唯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要做到交諍友，頌雅量。
曾國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懷有偏見心理，不可求全責備，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道人善，即是善；揚人惡，即是惡。”要與人為善、寬於待人應該尊重和關懷他人。
曾國藩認識到讀書人常有兩大通病：一是尚文而不尚實；二是責人而不責己。“責人之弊，則無論何等人，概以高深難及之道相苛，韓公所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基人望於人’者，往往而是”。
曾國藩經常教導弟弟要以“恕”立身，他說，為人處世中，自己若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自己若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處處行得通。不欲人以虛偽待我，自己就不能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自己就不能以權術待人。今日自己處在順境，要想到他日自己也可能會處於逆境，今日自己待人盛氣淩人，他日也可能有人會盛氣淩人對待自己。因此，無論何時，要常以“恕”字自惕，常給他人留有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