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位空缺，諸子紛爭愈演愈烈，使康熙帝認識到有必要把這個缺位補上，以堵塞諸子爭儲之路。鑒於朝中保奏胤禩的勢力大、呼聲高，康熙帝考慮唯有用嫡長子抵製一途可行。後來他說：“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無奈，將不可冊立之胤礽放出”。
所以，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初九日，以複立皇太子胤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次日，分別將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晉封親王，七子胤祐、十一子胤禌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俱封為貝子，胤禩在此前已複為貝勒。康熙帝試圖以此促進皇太子與諸皇子以及諸子之間的團結。
實際上，康熙帝重新認識到胤礽的罪名原多不實。當初，他最懷疑胤礽企圖謀殺他，皇太子申訴說：“皇父若說我別樣的不是，事事都有，隻弑逆的事，我實無此心。”康熙帝聽了，不但未斥責皇太子，反而認為說得對，令將胤礽項上的鎖鏈取下。
本來，自廢皇太子後，康熙帝就痛惜不已，無日不流涕，寢食不寧。他回想拘禁胤礽那天，“天色忽昏”，十八子胤祄病死；進京前一日，大風旋繞駕前；夜間夢見已故祖母太皇太後，遠坐不言，顏色殊不樂，與平時不同；皇後亦以皇太子被冤見夢。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十九日，去南苑行圍，憶昔皇太子及諸阿哥隨行之時，不禁傷懷，終於病倒。當日回宮，立即召見胤礽，並將召見胤礽事諭告臣下，謂：“自此以後，不複再提往事。”此後經常召見胤礽，每“召見一次，胸中疏快一次”。
康熙帝又召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滿大學士、尚書等入宮，親自向他們宣布：“皇太子前因魘魅，以至本性汩沒耳。因召至於左右，加意調治，今已痊矣。”命人將禦筆朱書，當眾宣讀。諭旨內容為：
前執胤礽時，朕初未嚐謀之於人。因理所應行，遂執而拘係之，舉國皆以朕所行為是。今每念前事，不釋於心，一一細加體察，有相符合者，有全無風影者。況所感心疾，已有漸愈之象，不但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漸愈，朕之福也，亦諸臣之福也。朕嚐令人護視，仍時加訓誨，俾不離朕躬。今朕且不遽立胤礽為皇太子，但令爾諸大臣知之而已。胤礽斷不報複仇怨，朕可以力保之也。（《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
這是一份平反昭雪文書，意向已極明白，將要複立胤礽為皇太子。康熙帝召廢皇太子、諸皇子及諸王、大臣、都統、護軍統領等，進一步澄清事實，說胤礽“雖曾有暴怒捶撻傷人事，並未致人於死，亦未幹預國政”，“胤禔所播揚諸事，其中多屬虛誣”。接著，當眾將胤礽釋放。胤礽表示：“皇父諭旨，至聖至明。凡事俱我不善，人始從而陷之殺之。若念人之仇，不改諸惡，天亦不容。”（《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五）
皇太子雖複立，但原有的君儲矛盾並未解決，所以很快就又發生了嚴懲皇太子黨的事件。這次抓的是步軍統領托合齊。
托合齊出身卑微，原為安親王家人，後轉為內務府包衣，曾任廣善庫司庫。以其為定嬪之兄、皇十二子允祹之舅，故受到康熙帝信任，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六月出任步軍統領。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二十日，以托合齊有病為由，將其解職，同時任命隆科多為步軍統領。托合齊被解職七天後，即十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在暢春園大西門內箭廳召見諸王、貝勒、文武大臣等，宣稱：“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將何為也？”於是當場逐個質問刑部尚書齊世武、兵部尚書耿額等。眾人矢口否認結黨，康熙帝令鎖拿候審。（《清聖祖實錄》卷二四八）另外，命將已經解職的步軍統領托合齊，拘禁宗人府。
至次年四月，議處戶部尚書沈天生等串通戶部員外郎伊爾賽等，包攬湖灘河朔事例額外多索銀兩一案。經刑訊取供：刑部尚書齊世武受賄3000兩，步軍統領托合齊受賄2400兩，兵部尚書耿額受賄1000兩。這在貪汙大案中本是微不足道的數字，但因有皇太子黨一事，處罰特重。這三個人與主犯沈天生、伊爾賽等一樣，俱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命將尚書齊世武“以鐵釘釘其五體於壁而死”。
另據《滿洲名臣傳·齊世武列傳》記載：齊被判絞之後，又改發遣伯都納，雍正二年（1724年）卒。十月二十九日，議托合齊將其“即行淩遲處死”，不久於監所病故，命將其“銼屍揚灰，不準收葬”。就是將托合齊的屍體剁了、燒了、揚灰了。其罪主要是：胤礽潛通信息，求托合齊等人，借助手中之權勢，“保奏”他盡早即帝位。這就是說，是皇太子在策劃逼皇父盡早讓位，因此，康熙帝怒不可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