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雖以自然經濟為主，但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始終占有一定地位，盡管其發展緩慢，卻從不會全形消失。商品生產成為自然經濟必不可少的補充，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征之一。即以兩漢而論，記載市場買賣的資料相當豐富，商品經濟很活躍，其時形成的許多交易風俗，流傳後世，影響至為深遠。
漢代有一句諺語：“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1]經商之利大於手工業，手工業之利又大於農耕，農民收入最低。無怪乎趨利之徒，盡起而為商賈。這說明，其時人們已認識到經商乃致富之捷徑。
商品交易需要市場。兩漢之都城長安、洛陽便是全國商業中心，均有規模頗大的市場。“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裏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2]張衡《西京賦》描述長安市：“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燧。”[3]闤是市牆，闠是市門，燧是列肆的通道，在五重旗亭之上，可以觀察整個市場區，其建築設計可謂相當科學。洛陽則有三個大市，規模不下於長安，“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市在大城東。”[4]在西漢末，長安又形成專為太學生服務的市集，稱為槐市。“（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5]這顯然是一個相當文明的文化商品市場。除首都外，各郡國縣治當亦有大小不等的市。
市有官吏管理之。“長安市、廚兩令丞”及“長安四市四長丞”皆隸屬內史。[6]洛陽有“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7]市長、市令、市丞分工負責市場之各項繁瑣事務。《周禮·王製·司市》說：“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征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8]《周禮》是儒家的理想產物，其所述官製並非周代所實有，不過從中也可以看出各種官吏之職責。上引資料可以說明市場管理人員既有發布政策政令之責，又有監督公平交易、治安防盜、規定物價、調劑金融等方麵的任務。想來漢代也應大致如此。
廣大農村則有定期集市，稱為聚市。大約內地每鄉有5至6個聚市，亦有丞管理之。[9]王褒《僮約》有“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聚市，慎護奸偷。”[10]可見農村之小販往往肩挑手提，往來各聚市販物，以求取蠅頭小利，這應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市場上有經紀人，從中說合交易，即後世之牙行掮客。《史記·貨殖列傳》有“節駔儈”一語，即此。索隱：“節者，節貴賤也……駔者，度牛馬市；雲駔儈者，合市也。”東漢“（王）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章懷注：“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11]今之市儈一詞即來源於此。對於市場上的這種經紀人，有種種特殊規定，晉代有法令，可供參考，“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儈賣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12]穿著怪異，引人注目。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
“夫山西饒材、竹、穀、糸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13]
這說明由於中國地大物博，農虞工商各有其業，各地各行業互通有無，進行交易，實為必須。另外物價之貴賤降升，也會不斷變化。這些都是不招自來，不求自出，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驗”。從這一段話看來，司馬遷已感知到商品交換有著某種自然規律在支配它，非任何人力所能左右。
故其時市場上的商品，種類繁多，不乏供給。有具體價格記載的便有如下各類，如糧食類有米、穀、豆、麥、菽；牲畜類有馬、牛、羊、豕、兔、雞、犬；布帛類有素、絲、布、帛、絮、縑；器用類有席、劍、刺馬刀、筆、彈弓、膠、盾、弦、銅銚；藥材類有犀角、螵蛸、皂莢、牛膝、防風、黃芩、朱萸；食品類有肉、脂、肝、乳、餅等等。[14]
東漢末，呂布刺殺權奸董卓，百姓歡慶，“皆賣家中朱環、衣服、床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15]此可見舊貨也有收購者，且酒食亦易得。另外，張楷“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16]趙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曆，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17]崔寔“以沽釀販鬻為業。”[18]王充“家貧無書，嚐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19]上述各項乃是市場上有藥材、食品、書籍等出售之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