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東漢時期的基本史料
公元25年至220年，在中國曆史上是東漢王朝的統治時期。這一時期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史上具有頗為重要的地位。但是史學界對於東漢史的研究相對說來比較薄弱。東漢的曆史舞台似乎不如此前的先秦西漢那樣引人入勝，也不如此後的魏晉南北朝那樣豐富多彩。造成這種印象或許有種種原因，而東漢時期的史料較為缺乏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現在研究東漢史，最基本的史料毫無疑問是南朝劉宋時代範曄編撰的《後漢書》。在前四史中，《後漢書》與《史記》、《漢書》、《三國誌》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點，那就是撰修史書的作者距史書所述的時代相去較遠。範曄開始修《後漢書》在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一說在元嘉元年），上距東漢的滅亡已超過了兩百年。他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已有的成書，而不是原始檔案記錄。當時流行的東漢史本來是有很多種的，唐劉知幾《史通》說：“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至宋宣城太守範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誌、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誌亦未成而死。”[1]
在上述各家《後漢書》中，最根本的資料當推《東觀漢記》，因為《東觀漢記》是東漢同時代陸續補修而成的，它雖然也不盡屬實錄，但畢竟是當代人編當代史，無疑最為可信。但《東觀漢記》唐時已缺，至宋更無完本，可謂散佚已久。現在通行的是清修《四庫全書》時，重編的所謂《永樂大典》本《東觀漢記》（以下簡稱大典本）。為探求東漢時代的原始史料，應當首先弄清大典本《東觀漢記》的真相，這或許對東漢史的研究不無推動作用吧。
在各家《後漢書》中，晉人華嶠的《後漢書》專以《東觀漢記》為本，撰寫也較為出色，範曄《後漢書》雖博采眾家之長，而又以華嶠為主。因此，從《東觀漢記》到華嶠《後漢書》，從華嶠《後漢書》到範曄《後漢書》，這一條線索是很明顯的。故宋人羅願《東觀漢記序》說：“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崧、劉義慶、肖子顯，凡九家。惟華嶠專述《漢記》。逮範曄總裁眾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為主。後之欲考《漢記》者，於範氏之書尤有取焉。”[2]（《漢記》指《東觀漢記》，詳下文。）因此可以說，範曄《後漢書》中的材料，實際上大部分是直接或間接取之於《東觀漢記》的。用《東觀漢記》的佚文和《後漢書》相比較，這一點也是十分明顯的。
範蔚宗文采出眾，史筆可為上乘，《後漢書》中確有不少好文章。他本人甚至自誇說：“精意深旨”，“筆勢縱放”，“天下奇作”，“體大思精”。[3]但是，今天作為曆史資料來說，文筆生動固然很好，但更加重要的卻是提供更多具體的史實。我們的任務是掌握更多的原始資料，運用正確的、科學的觀點來考察曆史，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從這個角度來看，範曄的《後漢書》比起《東觀漢記》來，卻是舍棄了許多可貴的東西。今舉一例，《東觀漢記》曾記載明帝的兒子彭城靖王恭與其子酺的一件事：[4]
“恭子男丁前妻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
這一段記載事實明了，其前因後果也很清楚。從中可以看出東漢中期以後，皇室貴族之腐敗以及諸侯王與官府之間的關係，是一條很有價值的史料。範曄在《後漢書》中把這一記載加以縮減，隻存“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九字。僅據這樣簡略而抽象的記述，就不足以說明什麼問題了。
總之，由於範曄時代較晚，《後漢書》述事又多加刪削，很多珍貴的史料被拋棄了。因此應當進一步挖掘和整理範書之前的各家《後漢書》，尤其應重視原始基本史料《東觀漢記》。清人有兩種《東觀漢記》的輯本，一為姚之駰本，一為大典本。姚之駰輯本誤漏太多，實在算不上合格的輯佚書。大典本編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流傳廣泛。因為四庫館臣當時尚能看到《永樂大典》的大部分，所以他們輯書時，盡量標榜為大典本，以提高其身價。《大典》非一般人所得見，故使人莫敢或疑。但是如果細加考究，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驚訝，他們所宣稱的大典本，往往名實不符。因此有必要對《東觀漢記》做一番考證，弄清大典本的真相，進一步恢複《東觀漢記》的本來麵目，搜集大量的佚文，以增加東漢史的研究資料。這就是本文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二、《漢記》的撰寫過程
東漢時期修撰國史，曆經多次，當時尚無《東觀漢記》之名，所修之史書隻稱《漢記》。據現有資料可考者，前後至少有過七次，現依次說明如下。
第一次在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卷四二：“（永平）十五年春……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
《後漢書·班固傳》卷四十：“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係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郎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
《後漢書·馬嚴傳》卷二四：“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紀》。”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卷十四：“初，臨邑侯複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複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隋書·經籍誌》卷三三：“《東觀漢記》，起《光武注記》至《靈帝》。”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一：“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
按：據上述資料可知此次修撰東漢開國時代史，是由班固撰《漢書》所引起。由於漢明帝讚賞班固的史才，乃令他修本朝初期的曆史。協助班固進行工作的有陳宗、尹敏、孟異、馬嚴、杜撫、劉複、賈逵、傅毅等人。修成的篇章共有《世祖本紀》、功臣列傳及新市、平林、公孫述載記等共二十八篇。惟《世祖本紀》有時亦稱《光武本紀》或《建武注記》，可知當時篇名尚未固定。著作之地點在蘭台與仁壽闥，尚未在東觀。但據《隋書·經籍誌》所載，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後來編入在東觀所修各朝史，統稱《東觀漢記》，則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次在安帝永初中（約公元110年）。《後漢書·張衡傳》卷五九：“永初中，謁者仆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
《後漢書·李尤傳》卷八十：“安帝時（李尤）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仆射劉珍等俱撰《漢記》。”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自是以來，春秋考紀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召史官謁者仆射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尤雜作記、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尤繼卒。”
《直齋書錄解題·東觀漢記》卷七：“漢謁者仆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嚐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
按：這是首次在東觀撰修漢史，主其事者為劉珍、李尤、劉騊駼等人，故後代著錄《東觀漢記》，皆以劉珍列撰者之首。所修內容增加了記和表，又新設了名臣、節士、儒林、外戚四傳。
第三次在安帝永寧元年（公元120年）。《後漢書·劉珍傳》卷八十：“永寧元年，（鄧）太後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後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卷十四：“（劉）複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後召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仆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
按：《劉珍傳》記為永寧元年，而《北海靖王興傳》記為永寧中。永寧為安帝使用的第三個年號，但隻有一年。所以永寧元年和永寧中實為一事。此次撰修參加者為劉珍、劉毅及劉騊駼，所撰為《建武以來名臣傳》，或稱《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但據上引《張衡傳》及《史通》，安帝永初修史之後，劉珍、李尤相繼物故，但此載永寧元年劉珍又著述於東觀，兩者相距約有十年之久。或史有省文，所記未確。《後漢書》本傳載：“順帝立，（李尤）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而劉珍“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兩人均活至順帝之時。
第四次在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至元嘉元年，複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後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後，《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實、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眾、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曰《漢記》。
《後漢書·邊韶傳》卷八十：“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後漢書·崔寔傳》卷五二：“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後漢書·延篤傳》卷六四：“桓帝以博士征，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按：此次修《漢記》，參加者為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等人，除各傳增入諸人外，又作了《百官表》，總計一百一十四篇，可見是規模較大的一次。
第五次在元嘉二年（公元152年），在上次撰修《漢記》之次年。《後漢書·伏無忌傳》卷二六：“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複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複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於》、《西羌》傳、《地理誌》。
按：此次撰修史書在元嘉中，元嘉共三年，元嘉中當指元嘉二年，實即元嘉元年修史之補充。所撰以表和誌為主，也包括部分邊遠少數民族傳記。主其事者當為伏無忌，參加者有黃景與崔寔。崔寔為上年參加修史者之一，可能其所撰未成書，故延至次年。[5]
第六次在靈帝熹平中（約公元174年）。《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誌。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誌。”
《後漢書·蔡邕傳》卷六十：“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
《後漢書·盧植傳》卷六四：“歲餘，複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按：靈帝熹平共六年，熹平中當指三年或四年，約為公無174年。此次參加者大都是漢末名士，尤以蔡邕為出力最多。所撰有紀、傳，並有《朝會》、《車服》二誌。蔡邕後又自撰《靈紀》與十意。據李賢注：十意“猶《前書》十誌也”，其中有《律曆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又，《續漢書·律曆誌》劉昭注引蔡邕《戍邊上章》文，敘其著十意甚詳。蔡邕又補列傳四十二篇。但皆因戰亂而湮沒不存，而且也不是在東觀撰寫的正式史篇，故不列入《漢記》之內。
第七次在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續漢書·律曆誌》：“光和元年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誌》，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
《續漢書·律曆記》劉昭注引《袁山鬆書》：“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也。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征，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征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
按：此為最後一次修撰《漢記》。蔡邕、劉洪主其事，隻修了《律曆誌》一篇。劉洪為漢末最有成就的天文學家、數學家，曾注《九章算術》。二人合作之《律曆誌》當有較高水平，惜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