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以生存的不是最強大或最聰明的物種，而是最善應變的物種”——達爾文
21世紀伊始，在人類社會取得多年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空前繁榮的成就的同時，也麵I臨著許多嚴峻的經濟挑戰：非洲的許多國家幾百年經濟增長一直緩慢，世界貧困問題仍然嚴重；世界各國收入差距從工業革命開始就愈來愈大；日本經濟從1991年以來就一直處於長期停滯和衰退狀態；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使拉丁美洲國家落後了十年；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使做人的“東亞增長奇跡”頓失輝煌；2001年，隨著美國經濟增長以驚人的速度下滑。世界經濟正經曆著嚴重的和同步的減速。短期經濟前景變得暗淡。
作為研究經濟問題的專門學科，經濟學的最終價值體現在實踐中，一言以蔽之，經濟學必須致用。曆經十年的艱苦研究，使我日益深切地體會到，當前經濟學在解決經濟生活中的挑戰方麵，一直存在著一個重大的遺漏，即在強調人的自利性時忽視了科學首創性是人類自由的結果。結果是，對世界各國最迫切的挑戰——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當前經濟學並沒有能夠開出一個長期有效的藥方。
受到發展經濟學結構學派思想的影響【發展經濟學結構學派理論產生於20世紀50年代，其代表人物包括如錢納裏（Holis Chenery），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osensten-Rodan）、納克斯（Ragnar Nurkse）、劉易斯（W.Arthur Lewis）、辛格（H.w.singer）和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把促進資本積累作為發展經濟的首要任務，通過政策手段將儲蓄率強製性提高。幾十年的資本積累導向政策的實踐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增長表現是令人失望的。新占典經濟學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對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但是，世界銀行目前已放棄以主流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華盛頓共識”（貿易自由化、市場定價、宏觀經濟穩定和民營化），轉而強調全麵提升社會能力和增長的質量。但在我看來，人類自由導致科學的發展，科學的發展必然出現科學革命，科學革命導致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導致生產力革命，要求種靈活的經濟製度來適應生產力革命。但是，阻礙人類共享長期經濟繁榮的根源在於現有經濟製度本身，即現有製度模式並不靈活，人類社會需要更加靈活的經濟製度，要解決這個問題，最終須取決於兩方麵的經濟製度創新：一是在國家和地區層麵上建立一種有適應性效率的經濟製度，即本書倡導的“學習經濟”；二是在國際層麵上建立“國際金融新體係”，本書提出建立一個“國家金融衍生工具市場組織”作為新體係的基礎之一。
人類創新了貨幣，創新了價格體係，創新了市場經濟，創新了現代公司製度，創新了戰後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什麼不可能創新一種適應性效率高的經濟製度呢？比如說本書所倡導的“學習經濟”。
但是，經濟製度創新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合適的經濟思想作為行動指針。經濟學大師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中意味深長地指出，“從長遠看，人類終將解決其經濟問題……我們的問題是，如何設計出一種社會組織，它能夠盡可能地提高效率，但又不會與我們滿意的生活方式的觀念相抵觸。促成下一步行動的，不應當是政治鼓動或草率的實驗。而應當是思想。我們需要通過精神上的努力來澄清白己的感情。目前我們的同情心和判斷力往往傾向於分裂，這是一種讓人心力交瘁的痛苦心境。在這個行動領域，改革者們除非能夠以和諧的理智與感情來矢誌不渝地追求一個清晰明確的目標，否則是難獲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