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中國近代史，總是從鴉片戰爭講起。對於鴉片戰爭以前的曆史，許多人不甚了了；但對鴉片戰爭以後的曆史，大家都能知道一個梗概。因此對於西方傳教士，總是沒有好感。人們普遍認為，西方殖民者東來，目的就是侵略中國。直接用軍艦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這是軍事侵略；用商人來傾銷洋貨，特別是來傾銷鴉片，這是經濟侵略；用傳教士來傳教，包括天主教與基督教，同時帶來西方文化，這是文化侵略。軍隊、商人、傳教士成了三位一體的侵略者，哪還有什麼好人！就鴉片戰爭以後的曆史來說，以上的看法確有一定的根據。不過不是那麼絕對化。傳教士中間，從事間諜活動者有之，仗不平等條約之勢而橫行者亦有之，但是不能否認，有不少傳教士還是做了大量有益於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工作，不可一概而論。
如果上溯到兩三百年前，了解一下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華活動的情況，我們對傳教士的印象就會有所改變。因為那時候西方的一些侵略勢力尚未形成，傳教士雖受歐洲某些教會派遣，但大都是個人行動，並未承擔某種侵略任務。我們雖不能說當時的傳教士全是好人，但是絕大多數都是有學有術的知識分子，都有一技之長，除傳教外，還能夠推動東西方文化學術的交流工作。他們認真地學習中文華語，努力從事翻譯工作，把東方文化（主要是文史哲的著作）介紹到西方，把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學技術知識，特別是曆法）介紹到中國。他們中間有不少人與中國知識分子結為莫逆之交，情誼深厚；有不少人接受中國朝廷的官職，長期工作，死後就葬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些文化使者，萬裏奔波，遠適異國，為全人類的文化交流、生產發展、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值得後人永久懷念。我們應該把他們和西方殖民者中間那些軍頭、政客、野心家區別開來。
不久之前，美國的亨廷頓倡“文化衝突”說，認為人類中間有許多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間必然要發生衝突，這就是世界動蕩不安與發生戰爭的根源。言下之意是，要保持世界和平，就應該讓全人類接受某一種“先進”的文化。此說一出，引起了一片反駁之聲。筆者認為：在這個世界上，不同的地理環境，不同的曆史發展，造成了不同的民族與不同的文化。有許多不同文化並不是什麼壞事。不同的文化之間可以交流，可以互補，可以和平共處，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古代的中國與古代的印度雙方進行過一兩千年的文化交流，從未發生衝突。
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頻繁，也沒有產生任何糾紛。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這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開創時代。文化交流，有利無害。傳教，不過是一種形式，從效果上來說是文化交流。唐代的玄奘西遊、鑒真東渡，采用的也是傳教（佛教）的形式。鴉片戰爭的產生，是西方殖民者中的鴉片販子所故意製造的，這與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的文化交流是兩回事。不同的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互補，本不會發生衝突。發生衝突、發生戰爭的真正原因是各國統治集團互相爭奪實際利益，所謂“文化衝突”不過是一種借口而已。
兩位全力支持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皇帝在中國曆史上，明、清兩個政權武裝衝突了２８年，最後明亡清興，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雙方在政治上是對立的。但是這兩代各有一位皇帝在對外政策上卻很一致，即全力支持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他們是明末的崇禎帝與清初的順治帝。
崇禎帝即位之時，明王朝由於屢經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已經風雨飄搖。年輕的崇禎帝有意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發憤圖強。他一登位，就重用徐光啟這些思想開明、主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人士，命徐光啟開局修改曆法。不久之後，徐光啟等修成“崇禎新曆”，但因時局動蕩，未及頒行。為了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崇禎帝毅然決定在北京設廠鑄炮。直到清兵入關之時，還有一些傳教士奉命到明軍中傳授使用新式火器的方法。
清兵入關之時，北京天主教會的主持人是傳教士、日爾曼人湯若望。他已經進了明廷的欽天監，成為修曆的官員。他認為，將來不管誰做皇帝，對修曆工作都會重視，所以並不外逃，留京待變。１６４４年５月，清攝政王多爾 召見湯若望，詢問修曆之事。湯若望乘此機會把自己的著作、儀器一一貢獻出來。次年，他接到清廷的上諭和印信，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１６５０年多爾 死，年輕的順治帝親政。他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深感興趣，和湯若望來往密切。湯若望在自己所寫的《修曆紀事》一書中曾經說過：
在兩年中，也就是本世紀的五六年、五七年中（指１６５６、１６５７），他（指順治帝）親自到我住處來了二十四次。他在我的住處耽擱了不少時間，並且他還在我的住處吃飯、喝茶，這是他之前任何一個皇帝也沒有這樣做過的。
１６５１年，順治帝封湯若望為通儀大夫，加官銜為太仆寺卿，後改太常寺卿。１６５３年，賜號為“通玄教師”，後改通微教師。順治帝從１６５１年親政到１６６１年去世，１０年中間，對湯若望的信任一直不變。其間雖然有人一再攻擊湯若望，但是不起作用。１６５７年，欽天監官員回回人吳明 上書給順治帝，根據當年的回回曆指出湯若望曆書的謬誤。經過考察，吳明 因所言不實，受到斥責，幾乎被判罪。１６６０年，欽天監官員楊光先又上奏章，指出湯若望等傳教士有三大罪狀：一是潛謀造反，二是邪說惑眾，三是曆法荒謬。
帽子大得嚇人，卻沒有什麼具體內容，順治帝置之不理。
“曆獄”產生的經過
所謂“曆獄”，就是因曆法之爭而造成的一場冤案。
受害者主要是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的傳教士湯若望，被牽連者有一批傳教士和清廷中支持、同情湯若望的一些官員。這個冤案不是清廷官方有意為之，而是有人誣告。
誣告者是欽天監官員楊光先，也就是湯若望的下屬。誣告的目的也很明顯，那就是扳倒了湯若望，自己取而代之，當上欽天監的監正。順治帝在位的時候，他也像煞有介事地上了奏章誣告湯若望，因為順治帝對湯若望非常信任，誣告不起作用。
楊光先雖然碰了釘子，卻不肯罷手，繼續活動。他寫了《辟邪論》一文，印刷５０００份，廣為散布，大造輿論，並且拜會了許多對傳教士不滿、對西方文化仇視的權貴，爭取支持，爭取同情。他的一些說法，頗有煽動性，但是在理論上完全站不住腳，有識之士嗤之以鼻；但是卻有不少不學無術的清廷權貴對他表示讚同。
既然是曆法之爭，楊光先既指湯若望所製的曆法“有十謬”，那就應該說出錯在哪些地方，應該如何糾正。
但是他隻作些分析批判，戴了許多大帽子，卻指不出一條具體的錯誤來。在《辟邪論》卷下竟然說出“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如土，以收吾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這樣無賴的話。這種盲目排外的態度，把他抱殘守缺的頑固心理暴露無遺。
他說湯若望等傳教士“潛謀造反”，但是舉不出一條真憑實據。說來說去，都是他的一些看法。例如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