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提到，明代史學的特點之一是史家們競相編纂當代史，也就是本朝的曆史。這說明到了明代，史家已經認識到曆史不僅僅是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學問，而是與現實社會緊密相關的研究課題。現實社會走向何方？應當從已經過去了的曆史中，特別應當從剛剛逝去不久的當代史或稱之為本朝史中去總結出經驗教訓來。這實際上也就是早在漢代的司馬遷就已經提到過的“思往事；知來者”的意思。這一點，明以前的史家雖然已有騰脈的認識，在他們的史著中有過若隱若現的表露，但是真正身體力行地去做，競相從編纂當代史中去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則還是要數明代的史家。在明代眾多的史家中，焦紘是比較突出的一個。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江寧（今江蘇南京）人，生於明嘉靖二十年0541年）。他為諸生時就負有盛名，後拜督學禦史泰州學派著名學者耿定向為師，又質疑於另一位泰州學派著名學者羅汝芳，學業更大有長進。他在23歲那年應嘉靖甲子（1564年）科鄉試時，卻意外地遭受挫折，落第而還。耿定向並不因為焦茲落第而加以責備，仍然很器重自己的這位得意門生。他遴選十四郡名士讀書於崇正書院，特地推定焦竑為學長。為此，焦竑很感激耿定向，在耿辭官回鄉隱居時，還特地趕去繼續求教。
萬曆十七年0589年），焦竑48歲時，終於得中狀元，被授予翰林修撰。從此，他細心研習國典朝章和諸於百家之學。焦拔讀書很廣泛，從經史子集到稗官雜說，無不硤獵，並且每讀完一部書都要寫劄記和心得體會。後來,他的傳世之作《焦氏筆乘》、《焦氏類林》、《玉堂叢諸》等，都是在讀書劄記的基礎上整理修訂而成的。
在各門學問當中，焦竑最喜歡購是史學。他細心研讀了《史記》，寫有多篇見解卓越的筆記。他指出了《史記》紀傳部分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指出了《賈誼傳》、《司馬相如傳》中記有武帝以後的事，那是後人竄入的文甸，非司馬遷原作；他認為《史記》列孔子於家，而把老子歸人列傳，與申韓相類，看不出司馬遷有什麼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意思；他又指出，《史記》會粹眾書而成，但疏於審核對勘，所以年月先 常有不盡相合之處，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列傳》說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曾為虢公治病，而傳中卻說他與趙簡 同時等等，時間上都有錯亂。對於班馬的比較，焦竑不同意張輔等人以文字多寡為評判優劣的標準，他讚成程頤所說的話，認為《史記》的微情妙旨寄之於文字蹊徑之外，《漢書》的情旨則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焦竑還進一步發揮說，讀《史記》，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而讀《漢書》，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沒有多少值得回味之處。
焦竑對諸子學也很感興趣，研究細致人微。他寫有多種闡揚老子、莊子學說的作品，如《老子翼》、《莊子翼》等，但是他常常混淆禪學和中國的諸子學，如說禪學與老莊相通，也與儒學有可印證處，甚至他在解釋《論語》中的“屢空”之“空”時，也說那是不留一物，胸次常虛之意，這就援禪人儒，把儒學與禪學等同起來了。
由於焦竑以史學見長著稱，所以在萬曆二十二年大學士陳於陛建議修國史時，就推薦焦拔專領其事。對於這樣重大的責任，焦竑開始不敢應承，再三遜謝。書局成立後，他先仿照《隋書經籍誌》的體例，撰寫了《國史經籍誌》，對書籍分類，於經史子集四部之外，首列製書部，把明太祖以來的詔令製書置於儒家六經之上，充分顯示了他尊時王的觀點。《國史經籍誌》分經部為11類，史部15類，子部17類，集部5類，各類均有序，闡明分類宗旨。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繼承了史誌目錄中《隋書經籍誌》的好傳統，比《舊唐書經籍誌》以下的各史誌目錄要高明得多。《國史經籍誌》還有一個附錄，叫做“糾謬”，對《漢書藝文誌》至《宋史藝文誌》，以及《崇文總目》、《通誌藝文略》、《郡齋讀書誌》、《客獻通考經籍考》等目錄書中的分類謬誤之處，一一提出糾正的意見。這說明焦紘對史部範圍內的簿錄之學是很有研究的，他在編《國史經籍誌》時是下過一番功夫的。他的“糾繆”，後來雖然為章學誠指出有未悉古今學術源流的地方，但《國史經籍誌》本身一向得到好評，著名乾嘉學者錢大昕在補撰《元史藝文誌》時，從中采獲了不少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