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曾經參加過南明弘光政權抗清鬥爭的學者有顧炎武，他是一位大力提倡實學、講求學問應經世致用的史學家和愛國主義的思想塚。
顧炎武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稱他為亭林先生。他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出生在江蘇昆山縣的一個江東望族之家。他的高祖、曾祖輩有不少人做過大官，擁有大量田地。到他祖父這一輩，由於倭寇騷擾，財產受到嚴重損失，家道開始中落。顧炎武出世 時，明朝政局已十分腐敗，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魏忠賢奸黨把持朝政、農民起義到處爆發、東北滿族勢力崛起、時局極度動蕩中度過的。他自幼出繼給同族寡居的叔母為子，其嗣祖顧紹芾精於詩文書法，熟悉當代典故，對他一生讀書做學問有很大的褚導無用。嗣苺王、氏勤儉持家，很有學問。從顧炎武6歲起，王氏就親自教他讀《大學》一類儒家經典。她自己白天紡織，晚上看書，到深夜才休息。這種勤奮好學的精神也給予顧炎武以很大的影響。他7歲入學，9歲讀《周易》，10歲嗣祖指導下讀《孫子》、《吳子》和《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等書。11歲讀《資治通鑒》，14歲讀《詩經》、《尚書》、《春秋》，在學業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熹宗天啟六年0626年），I4歲的顧炎武與同鄉好友歸莊一起參加了複社，在這個既是政治團體也是學術團體的內部結識了許多有誌之士，但最要好的朋友還是歸莊，因為他們兩個人脾氣都有點怪，所以人們給他們起了個“歸奇顧怪”的綽號。顧炎武對科舉考試不甚感興趣，所以在科舉道路上也就不很順利。他14歲考中秀才，以後連年應鄉試都遭到失敗，直到明思宗崇禎十二年（1639年）勿歲時還沒有考中舉人。這時候，二方麵由於他對科舉製度完全失去了搶心，另一方麵由於時世的動蕩，農民戰爭已如火如荼，他就下決心放棄科舉考試這條道路，自己專心讀書，著書立說。
崇禎十七年，顧炎武32歲對，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打進北京。不久，清軍人關，明朝政權覆亡。明朝宗室紛紛逃到南方，建立了好幾個南明小朝廷。顧炎武在南明弘光朝任兵部主事之職，與許多明朝遺民一起，抵抗南下的清兵。他先在蘇州與抗清義軍一起作戰，隻支持了一天就被擊潰。接著，他又逃到昆山參加抗清義軍，堅持了約一個月的戰鬥，也失敗了。顧炎武一家有許多人在這次抗清戰役中死難，嗣母王氏絕食而死，留下遺囑叫他“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這份遺囑影響了顧炎武的一生，使他一直以明朝遺民的身份流亡各地，準備繼續戰鬥；另一方麵則自己讀書著述，堅決不做清朝的官。
從南明弘光朝覆滅到清朝順治十四年（1657年）的12年間，顧炎武在江南的太湖流域一帶活動，主要是偷偷與秘密社會接觸，尋找可以依靠的抗清力量，並四處察看地形，尋找可以作為抗清基地的地方。同時候，他寫作詩文，寄托自己的情誌。由於找不到理想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和抗清基地，顧炎武的情緒低沉，他隻好把更多的精力轉移到讀書著述上來。
為了在更廣闊的範圍裏尋找抗清誌士和抗清基地，顧炎武從45歲那年起，漫遊全國各地。他花了20多年的時間，到過山東、河北、山西、河南、陝西等地，行程幾萬裏。每到一地，他都要對那裏的風俗民情、農田水利、物產、交通、兵防要塞等等情況進行考察，詳細地做記錄。後來他把記錄加以整理補充，寫成了《天下郡國利病書》這部著作。他還多次到北京附近的昌平拜謁明朝曆代皇帝的陵墓，借以寄托他的故國情思。他每到一地，除了察看地形，了解當地的風俗民情以外，還悄悄地打聽當地是否有會黨等秘密社會勢力，想要依靠他們，重新組織抗清隊伍，但是他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可以依靠的力量，隻是結識了一些也以明末遺民自居的著名學者，如山西太原的傅山、陝西富平的李因篤、陝西華陰的王弘撰、陝西周至的李顒等。顧炎武多次與這些學者見麵，並一直保持書信來往，在學業與修養方麵起了互相促進的作用。
顧炎武的晚年，發生了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起事”，反抗清靱，但是顧炎武一向鄙薄吳三桂的為人，所以他沒有輕易表示自己的態度，而是靜觀時局的變化。後來事實表明吳三桂的抗清隻是因為他自己的個人利益受到了損害，並不是真的良心有所發現，想要複興明朝，而事實上當時清朝的統治已經十分穩固，局勢已經不可逆轉了。顧炎武雖然花了大半輩子的時間到處尋找可以依靠的抗清力量，但是他沒有倒向吳三桂那邊去與之合作，說明他是很有眼光的。清朝政府對於顧炎武的為人和學問早已有所聞，曾屢次以博學宏辭科的名義征召他，希望取得他的合作，可是顧炎武堅決拒絕了。在顧炎武70歲的時候，他估計到清朝的地方政府可能會對他采取強製措施，就抱病到山西南部的曲沃去隱居，結果病逝在那裏，這一年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顧炎武一生的著作很多，與史學有關的主要有《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兩部巨著。《日知錄》32卷，是一部讀書劄記式的文史著作，全書共1013條，每條多則5000餘字，少則僅十餘字。他自己說書的內容分三部分，即經術、治道、博聞。所謂“經術”，就是他攻讀四書五經的體會和對經書所下的考證訂誤功夫，其中有關於中國古代哲學和哲學史上的問題。顧炎武反對以宋朝陸九淵、明朝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認為心學無異於釋老之學，講的都是無補於世用的虛無縹緲的道理，跟以六經為代表的孔孟儒學不是一回事。他也不同意以宋朝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認為那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學何。顧炎武自己是主張學問應當經世致用的，他認為巧經就是樸樸實實地講義理的書，而義理則是從國家大事和人倫關係中總結出來的，可以當作為政為人的準則，並不是什麼玄妙的唯心的學說。顧炎武所謂的“治道”，就是指從曆史上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都對探討“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有用。他認為從社會風俗的演變能看出國家的興衰，而進行“教化”，以正確的社會輿論導向進行引導，則能樹立使人們懂得廉恥的良好的社會風俗；有了良好的社會風俗，國家就會興旺發達了。他說：“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他又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指社會輿論）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幹戈至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社會輿論的監督，天下就會大亂的。他通過曆史上的許多經驗教訓來說明國家治亂的原因，實際上也總結了明朝之所以滅亡的沉痛教訓。顧炎武所謂的“博聞”，就是指有關吏治、財陚、典禮，輿地、藝文等等的事情。這些事情雖然零零碎碎，其實卻也都是為了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興太平的目的而記載下來的。顧炎武拿自己寫的《日知錄》與當時社會上一般人寫的書相比較，認為當時一般人寫的書，猶如買些舊錢砸碎了，以廢銅的名義把它們熔化，然後再鑄成錢。這樣，自己鑄出來的錢既十分粗惡，而又把古人的傳世之寶給硒碎熔化而不複存在了。他寫的《日知錄》則是采銅於山，直接從銅礦石中提 出來的。正是因為如此，他寫《日知錄》花了漫長的約30年的時間，有時候一年才寫幾條十幾條。有時候拿自己寫的和前人寫的書相對照，發現前人已有類似的說法，就趕緊把自己寫的刪除了，以免重複。由此可見，顧炎武寫作《日知錄》是很慎重的，因而其內容不僅可靠，並且也是很符合他的經世致用的寫作目的的。